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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支出必定需要首先从某甲那里拿走征收来一笔钱，然后才有资源给某乙，整个过程势必会挫伤某甲的生产积极性。因此，政府支出所创造的财富也就不可能完全补偿其征税所破坏的财富。人们常常这样比喻政府支出：把国家的钱从右边的口袋掏出来，再放进左边的口袋。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例如，主张扩大政府支出的人告诉我们，如果国民所得一年是万亿美元，联邦税收是3　600亿美元，那么就只有24％的国民所得从私人用途转到公共用途。这种说法就好像把整个国家当成资源汇聚在一处的大公司，资源转移只是账面上的调整而已。他们或许十分清楚这件事给某甲带来的伤害，却避而不谈。他们只谈这个过程给某乙带来的利益，以及由此给他带来的其他美好前景，说什么如果没有把钱转移给他，这些美好前景就不会发生。某乙作为政府支出的政绩被频频曝光，而为政府支出所牺牲掉的某甲则注定被遗忘。

所得税负的重担往往会落在部分人身上。我们都知道，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所承受的所得税比例不尽相同。为了弥补公共开支，政府还必须开征其他名目繁多的赋税，从而进一步挫伤了生产者的积极性。没有人情愿自己的钱被政府拿走，税负不可避免地会影响纳税人的行为和动机。如果一家公司发生亏损，每赔一块钱，就得足足损失一块钱；要是没有适当的税务会计法规，允许拿数年来的亏损去冲抵数年来的利润的话，当这家公司赚钱的时候，每赚一块钱，却只能留下税后的部分（例如52美分）。于是，公司的经营政策就会受到影响，它将丧失扩张业务的冲动，或者只扩张那些风险最低的业务。觉察到这种状况的人甚至会打消开创新事业的念头。现有的雇主将不再增加员工，甚至会设法减员；其他人则根本不打算成为雇主。长期下来，与本来可以达到的水准相比，新设备和新工艺的应用放慢，消费者买不到更好更便宜的产品，实际工资不升反降。

把个人所得税率调升至50％、60％或70％，会更严重地挫伤生产积极性。人们将开始扪心自问：辛辛苦苦一年下来，为什么有6个月、8个月甚至9个月全是在为政府做贡献，只剩下6个月、4个月甚至3个月的所得供自己和家人使用？赔钱的时候，自己必须承担全部损失，赚钱的时候却只能留下一小部分利润，他们会认为，拿自己的钱去冒这种风险未免愚不可及。他们也没有多余的钱拿去冒险，因为资本还没有累积就已经被征收走了。主张扩大政府支出的人，宣称他们的用意是要解决失业问题，然而到头来，税负反而制造出了失业问题。因为可以用来创造私人部门的新就业机会的资本，一开始就无法形成、无法存在，能够投入的资本又缺乏创业的激励。

税负占国民所得的比率越高，民间生产和就业受到的威胁就越大。当然，为了执行基本的政府职能，一定数量的税收必不可少，围绕这个目的的合理税收对生产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害。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能保护生产，能为生产者提供便利。相反，过分沉重的税负则会抑制生产。等到总税负大到超过能够忍受的限度时，才回过头来考虑重新设计税制，损失程度已经非常惨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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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政府信贷扭曲生产（1）

有时，政府拿钱出来“扶持”企业，这其实和政府征敛民财一样可怕。扶持的形式通常表现为政府直接贷款，以及政府担保的民间贷款等。

政府信贷往往可能导致通货膨胀，这使问题的讨论变得更加复杂。为了简化起见，本章先假设我们讨论的政府信用扩张不具有通货膨胀的特性。对于通货膨胀造成的各种影响，我们留待后面的章节再去分析。那时我们将了解到，通货膨胀虽然会使问题的分析过程复杂化，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政府信贷政策的实施结果。

国会中最常见的政府信贷提案是增加对农民的贷款。大多数国会议员对农民取得的贷款永远都嫌少，在他们眼中，私营抵押贷款公司、保险公司或乡村银行提供的贷款从来谈不上“充足”。不管人们已经替农民找到了多少贷款，国会总是能不断挖掘出现有的贷款机构还没有填补的新缺口。农民获得的长期贷款和短期贷款已经够多了，而议员们又发现，“中期”贷款还不够多。他们要么指责利率太高，要么抱怨私人贷款只贷给了家道殷实的农民。国会通过立法给农民安排的新的贷款机构和新的贷款类别因此越来越多。

不难发现，有两类短视行为导致人们还在指望这些政策。一类是只从借钱的农民的立场来考虑问题，另一类则是只关心交易的前半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