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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战车上屏风后发射铅弹，屏风开洞以为铅弹的出口。

士兵20人配属于战车一辆。其中10人直接附属于战车，任务为施放佛朗机。另外10人就是戚继光所强调的“杀手”，任务为以藤牌、镋钯和长柄单刀迎敌。杀手班的距离和战车保持在25尺以内，他们如果前进，战车也随之而推进。

其他步兵部队仍然使用鸳鸯阵的战术，稍有差异的是藤牌手应当匍匐前进砍所敌人的马蹄，长枪手则主要在于挑刺敌军使之落马，竹制的狼筅有一部分已易为铁制。

这一混成旅有骑兵3000人，步兵4000人，重战车128辆，轻战车216辆。迎敌时骑兵在前阻挡敌人，使战车得以有充裕的时间构成战斗队形。当敌军逼近，骑兵就退入战车阵内。敌骑数在一百以下，混成旅拒不接战，只有来犯的大批敌骑进入火器的射程中约250尺时，佛朗机、鸟铳和火箭等才同时施放。

混成旅也可能携带重炮，其中之一俗称“大将军”。这种重炮重1000斤，以骡车装运，点放时则需使用大木楔入地面使本身固定。炮筒内不用弹丸，而以小铁球和石块紧紧填实，作用是在零距离大量杀伤敌军人马，炮手在点烧火药以后也要跳进附近的工事里以避免受伤。

当火器的威力发挥以后，步兵就从战车之后冲出，形成几道攻击波和敌人格斗而以喇叭的声音指挥动作的协同。等到敌人攻势被挫，队形散乱，骑兵也从车后整队出击。这种骑兵实际上是马上步兵，他们同样以鸳鸯阵的队形带着不同的白刃作战。蒙古人利用骑兵结队冲锋，以迅猛的力量和气势压倒对手，戚继光未曾仿效。

这样一种经过精心研究而形成的战术，由于不久以后本朝即与蒙古人和解，所以并没有经过实战的严格考验，也没有在军事历史上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从纯粹军事的角度来说，这个结果多少是有所遗憾的。

戚继光出任蓟州总兵不到3年，俺答就放弃了骚扰政策，立誓不再入犯，而且约束所有的部落，以作为接受津贴和互市的条件。其时只有东部土蛮各部落不受约束，仍然和辽东的李成梁部队不时交锋，偶然也有小股部队和蓟州军发生接触，但已与大局无关。

俺答虽称“封贡”，其和局能否持久，廷臣谁也没有把握。因之此时仍有主战派。如谭纶即主张积蓄力量，作大规模的主动出击，以彻底消灭蒙古人的攻击力量。这样大规模的总体行动，却需要举朝文武真正的协同一致，而且要承担可能发生的风险。因之张居正就无意于采纳谭纶的建议。他给戚继光的信上说：“贼不得入，即为上功。蓟门无事，则足下之事已毕。”

张居正并不是没有雄心壮志，但是他看得到自己的弱点。即如戚继光在蓟州最大的困难就是北兵与南兵的掺杂。他对南兵可以绳以纪律，并能指挥如意，而对北兵则无法作这样严格的要求。他曾经打算以经过他训练的官兵作教导队，去训练其他部队，此事未能如愿。他又要求再调两万名浙兵，也未被批准，而此时仍有南北兵间极不相容的情况，可见他的处境不佳。

边境的战争既然暂时平息，练兵活动也不再像在南方的时候那么紧张，戚继光于是提议派遣北兵修筑长城。北京一带的“边墙”原为明初大将徐达等所筑。戚继光建议增造“空心堡垒”，以增加防御功能。他最初计划以250人组成一个工兵营，每营在一年内建造堡垒70座。蓟州全境内建造的堡垒总数原定为3000座，后来批准施工的为1200座，同时修造的时间也未如原议，竟绵延十载才全部竣工。这种筑成的堡垒，其标准规格为3层，台项见方12尺，可驻守30…50名士兵。建筑材料砖石灰泥等等大部由从事修筑的北兵自制，政府只发给少数款项作为接济。筑成以后，经常驻守的任务由南兵担任，北兵由于饷项不足，只能以各种方式营生自给。全部提案遭到北方军官强烈反对，只是由于张居正的全力支持才开工修筑如议。张居正去世以后，他一生的经营大部付之流水，惟有在这边墙上林立的堡垒才是他留下的永久性的贡献。

这种营造和防御政策，把兵力分散配备在这样长的防御线上，归根结底仍由当时的供应制度所迫致。假使没有这种情形，而戚继光有选择的自由，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攻势，创造流动性的战术。他在留下的诗文中曾再三表示过这种愿望。

戚继光任蓟州总兵前后达15年，等于他前任10人任期的总和。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喜爱操练、阅兵、举行各种典礼和向部下训话。这些活动使他有机会在全军将士面前显示他体格强壮，动作敏捷。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