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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了新奇和兴趣，取而代之的甚至是乏味。因为除了她口中的日语我听不懂之外，其他的我没看出任何与其他中国女孩儿不同的地方来。她的汉语水平可以说和我的日语水平差不多，如果有谁情急之中用汉语向她提问，她往往只能报以抱歉的微笑。她的名字叫久美子，三个月前才来到中国，在市里的一所大学学习汉语，也就是留学生的干活。

据她自己介绍，来中国之前，曾在东京的某公司里工作过两年，从来没有从事过任何的教学工作，今天是她第一次用自己的母语给中国人上课。她的授课确实显得青涩，信心和经验都不是很足。即便这样，也已经很难得了。反正大家想练的就是口语，又不是要死抠文法，就算是个日本文盲，教我们估计也是绰绰有余；再者，像久美子老师这样肯出来教日语的日本人也不是很多，不说凤毛麟角，也差不多。倒不是日本人架子大或故作清高，只是因为这份工作的报酬对于大多数的日本留学生来说根本不算什么，由于物价等原因，大部分的日本留学生在中国的留学生活，至少在经济方面会比日本国内来得轻松许多。我估计这位久美子老师也多半是闲来无事，找此事打发时光罢了。

一节课一晃就过去了，我基本上只听懂了一半。想想久美子老师独自一人来到陌生的国度，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还要生活和学习，真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也是一件很需要勇气的事。随着下课铃声响起，她的脸上也流露出如释重负的神情，想必也和我一样渡过了一段煎熬的时光。

我们纷纷收拾东西与她打过招呼后匆匆地走出教室，因为时间已是晚上的八点半了。其他六个人和我一样，都是上班族，因为工作中都要使用日语或者与日本人打交道，所以为了自己的工作和将来的前途花钱来练习口语。久美子老师虽然显得疲惫，但却没有着急走出教室，而是和我们每个人都打了招呼，道了晚安后，最后一个离开的。我经过她的身边时，向她点点头，生硬地说了句“再见。”她的身高不高，也就一米六二的样子。她仰起头向我浅浅一笑，倒是用汉语说了句“再见。”她笑起来时露出几颗洁白的牙齿，配上红润的唇倒也可爱。

接下来的一周，特别的忙。电话里猫个不停的松冈先生来中国出差，第二站就到了我们公司。那天，松冈先生就是为出差期间的工作计划打电话来的，可是最终我和他也没能沟通明白，区区几个小问题让我俩抓破了天说破了嘴也无济于事，最后还是隔天由他们公司的中国员工发了一封邮件过来才搞明白。

这是松冈先生第三次来，每一次我都会有一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那就是把人事不省的他拖回酒店，推倒在床任他睡死过去。松冈这哥们儿虽然来过中国十多趟了，但对于白酒仍是没有产生丝毫的抗体，沾上就醉，醉了就倒。当然这也和北方人的饮酒习惯有关，举杯即干，不醉不休。其实几瓶啤酒还是抗得住的，但就是这“万恶”的白酒让他屡战屡败。据他说，日本人很少喝这种度数在四五十度的烈性酒；即使喝也多半是加水加冰掺着喝，小口品酒。可热情的北方爷们儿哪管你那套，拉过一个来就最低整个半斤八两的，非得喝倒、喝瘫、喝死拉倒，否则无法体现出彼此的深厚感情；而且更要命的是点了一大桌子的山珍海味却根本不让你吃，两分钟一干杯，两分钟一干杯，最后基本啥也没吃明白便突然失去记忆，轰然栽倒。松冈先生说他最发憷的就是来中国的北方出差，虽然中方的好客和热忱让他极为感动，但无奈身体受不了，每次都喝到失忆、失态、失身，俗称“三失”。他脸上那股“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壮和凄凉让我忍俊不止，又觉得他是在夸大其词。

这次也没能出现奇迹，松冈先生再次倒在了中日友好的酒桌上，而且比以往每次醉得都厉害。原因是他的顶头上司也来了，由于那位自称酒精过敏滴酒不沾，所以松冈先生就不得不把他那一份也代替喝了。我看着逐渐进入状态的松冈先生和他那越来越白的脸，实在不忍再看下去，暗自感叹如果没有一身的好酒量，是无法在领导身边混得开的。

酒喝得一如既往的轰轰烈烈，松冈先生也是一如既往的人事不省，我的生活也是一如既往的波澜不惊。此时的我，久美子，都想象不到彼此会闯入另一半的世界，并从此成为其人生旅途中最重要的伙伴，倚靠在一起欣赏沿途不断变化的风景，目送一个个的大小站台远去。

二下　火锅袅袅人自醉　焉知福祸月老占

季节渐渐进入深秋时节。路两边高大的梧桐树上的叶子也全部被染成了金黄色，有些因精力的干涸而枯裂残缺；阵阵秋风袭来，纷纷洒洒地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