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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到企业家的贡献就很不公平，而且十分有害。这种论调容易把是非搞混，最后是造成社会动荡，其危害性切切不可小看。

企业家为富不仁，剥削工农大众，这种情况有没有？当然是有的，但并不表现在工资过低，而是拖欠工资，任意加班加点，缺乏劳动保护，性别歧视，不允许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等等。这些情况都属于违法，所以依法办事是正确解决劳资矛盾的办法。法律就是划分利益的依据，要充分依靠法律。工资高低是市场决定的，任何人无法改变它，市场的原则是双方自觉自愿地同意。如果存在剥削，被剥削的一方不会同意，所有双方同意的合同肯定对双方都有利．可惜的是我国法律的实施多少也有点软约束，许多法律并不认真执行，这才是当今我们应该认真对待的大问题。此间吃亏的往往是居于弱势地位的工农大众，大规模拖欠工资是最明显的例子。如果没有行政当局出面帮助，几千亿元的拖欠根本不可能得到解决，法律在这里显得软弱无能。

企业家办事，原则是利人利己。如果他们赚了许多钱，和他们打交道的人一定同样赚了许多钱。为什么企业家可贵，原因就在此。这本书中介绍的几位企业家的事迹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既然是利人利己必定有财富被创造，否则一方得利另一方必定受损。现在双方都得利，没有财富的创造怎么可能。《中国力量》一书中的故事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它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现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奥妙。这正是我国改革得以成功的原因，其实也是经济学最根本的道理。所以，从很多角度来看，这本《中国力量》的确值得我们认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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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郎咸平等人的一个实证

——评《中国力量——以楼忠福和广厦为坐标》

龙镇洋与周建顺的新作《中国力量》一书，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书中以楼忠福和广厦为坐标，向读者讲述了共和国的历史变迁与一个企业和企业家成长之间的关系。读完此书，我们不难发现，不仅楼忠福个人命运曲线的起伏跟新中国的国运曲线完全吻合，而且他个人经历中的很多细节也跟国家当时的改革制度变化丝丝入扣。

经历了政策体制上的巨大试错和宕荡起伏之后，选择了渐进改革的中国，每一个阶段的进步，都离不开在体制边沿上创新的中国民营经济力量。而中国民营经济力量每一阶段的成长，又反过来推动了旧体制的变革。一个令世界惊诧的中国经济奇迹，一个日见其好的改革开放局面，其实就是一场体制内外力量协调的“双人舞”。

正当我们为楼忠福艰难曲折的早期人生经历、筚路蓝缕的创业经历，以及他身上所蕴涵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的伟大精神而激动不已的时候，在内地有“民企杀手”称号的香港学者郎咸平再次向中国内地民营企业“发炮”。其后，郎咸平的“剑锋”直指中国主流经济学者，以及整个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一场始料未及的争论，就此在一个虚拟的空间爆发并迅速蔓延。

如果见诸媒体的报道属实，那么最让我们始料不及的是，号称给外国学生讲中###史的郎咸平不仅全盘否定“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和“国退民进”，而且否定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甚至连整个中国改革的大方向都否定了。

与此同时，历来对改革开放政策基本全盘否定、主张关起门来自力更生的左大培更是在北京振臂高呼——“我们不仅需要中国的普京”，而且还要“展开系统的‘秋后算账’”。

如此情景，真让我们有“今夕是何年”的感慨！如果说这场争论刚开始的时候还有点探讨问题的味道的话，那么到后来，就完全是意气之争和主义之争了。

史学家袁伟时曾经说，中国的“历史包袱非常沉重。死的拖住活的，该死的不死，这是两百年来中国苦难的最要的根源”，“一部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就是冲破这个‘铁桶江山’的苦难史”。

郎咸平和左大培愿意过什么样的生活、喜欢什么样的明星感觉，只是他们自己的自由和权利。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国企改革的大方向、民营企业家的巨大作用——这些事关重大的问题，是不能含糊，也是含糊不起的。这些问题的是非对错，不是谁拍胸脯就可以给出答案的，这些答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很长时间的实践中付出了巨大试错成本之后的慎重抉择。

袁伟时先生还说，中国的危险一方面来自于自己的历史，另一方面来自于国外的极端思潮。那些来自国外貌似时髦的极端思潮一旦与中国历史中最腐朽的东西结合，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