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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给“五反”运动制造困难；他造假帐，企图蒙混过关……。通过这些情节，剧作家比较准确地表现了丁翼平唯利是图、投机取巧的阶级本性，也刻划了他狡猾而又持重的个性，使人物的性格既具有真实性，又有较为丰富的内容。老舍还写了丁翼平在党和政府的教育下，通过“五反”运动，终于对自己的罪行有了认识，逐步走上了接受改造的正确道路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的描写尽管比较简单，有失概念化，然而却正确地体现了党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也为有不法行为的民族资本家指出了一条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光明出路。因而从艺术处理上讲，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在当时也是有现实意义的。活动在丁翼平周围的几个资本家，也大都写得形象鲜明。五金行商人钱掌柜，利欲薰心，一毛不拔；另一个五金行商人管清波，野蛮、狂妄、放纵；生意不大的铁工厂厂主唐子明则胆小怕事，较比安分、正直。和这几个性格尚属清晰的资本家形象比较起来，《春华秋实》中所写的工人形象则显得单薄，概念。老舍写了十多个工人，也专门安排了写工人的场次，但是由于作者不熟悉工人的生活，未能刻划出一个性格鲜明的工人形象。

老舍动笔写《春华秋实》的时候，北京的“五反”运动才刚刚开始，生活本身的发展并未给作家提供充足的素材。他动笔写这个剧本，完全出于一种政治热情。在《我怎么写的〈春华秋实〉剧本》（注：见《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一文中，老舍说：“创作需有热情；在一个运动中间写这一运动，热情必高于事过境迁的时候。我明知道，运动结束了，我才能对这么伟大复杂的一个运动有全面的了解。可是，我又舍不得乘热打铁的好机会。”老舍的创作热情是可贵的。在旧中国，老舍饱经忧患与痛苦，从美国回国之后，突然置身于新中国的灿烂阳光之下，使他长久地沉浸于喜悦、幸福的感情之中。热爱党、热爱新生活的真挚情感和作为人民艺术家的神圣责任感，促使他不断产生强烈的创作冲动，促使他有意识地、自觉地以自己的创作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我们看到，老舍的这种创作热情一旦和他所熟知的生活与人物相吻合，他就会写得游刃有余，得心应手（譬如《龙须沟》的创作）。反之，当他遇到自己生疏的题材时，往往会写得相当吃力和困难。《春华秋实》即属于后一种情况。这个剧本前后十易其稿，共花去十个月的时间，是老舍耗费精力最多的一个戏。据作者本人讲，《春华秋实》的前几稿，主要是写运动本身的，类似活报剧，主要情节始终围绕着一两个资本家展开，“没有一个与他们对立的工人队伍”，后来，随着“五反”运动的不断深入与发展，才觉得这种“只见资本家的猖狂，不见工人阶级进攻的力量”的写法，不能反映“五反”运动的真实面貌，于是开始增加工人角色，使工人在剧中占重要地位。剧本又重写了两稿，“五反”运动已基本结束，于是又暴露出了新的毛病：结尾将资本家送交法院的处理，不符合党的既斗争又团结的政策。于是，改，确是一件极为艰苦的事情，它固然表现了作家老舍虚怀若谷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同时也说明，如果作家对新的生活、新的斗争尚没有深刻的体验和感受时，是难以迅速而有效地“紧密配合”现实政治斗争的，说明任何试图图解政策的办法，只会造成文艺创作的概念化。这不仅是我们研究了《春华秋实》的创作过程的结论，也是老舍自己的结论。老舍在总结这一剧本的创作时，意味深长地说：“现在我明白过来：从现实生活中体会政策，以现实生活表现政策，才是更好的办法。这就是说，剧中的一切都从生活出发，使观众看过之后能意味到政策，细细地去咂摸，由赞叹而受到感动，才能有余音绕梁的效果。所谓政策的尾巴，却正与此相反，它是把政策看成为生活而外的东西，随时被作者扯过来听用，结果是政策变成口号，剧中人成为喊口号用的喇叭。”（注：《我怎么写的〈春华秋实〉剧本》。）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创作必须从生活出发，现实主义艺术的生命力只存在于生活之中，这是一再为无数创作所证明了的真理，《春华秋实》的创作过程，它所存在的缺点与问题，也说明了这个道理。

同样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的，还有写于一九五五年、反映首都建筑工人生活的《青年突击队》（四幕八场话剧）。为写这个剧本，老舍置日益加重的腿疾于不顾，忍着疼痛，从一九五四年上半年开始，就着手搜集材料，他参观了一些建筑工地，访问了不少建筑工人和干部，和工人交了朋友。建筑工人们利用业余时间，跑到老舍家里来，向老舍提供素材，听老舍朗读原稿，甚至作全天的讨论。老舍喜欢老师傅们的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