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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赦）。

五月，因皇后初祭物品不够洁净，光禄寺卿、少卿、署丞被降级调用。

工部则因办理皇后册宝不敬，全堂问罪。

礼部因王公大臣行礼多有不妥，尚书海望、王安国降级调用，其他依律处分有差。

宗人府也几次受到申饬。

其后，外省官员也被殃及。皇后逝世消息公布后，一些官员并没有具摺奏请来京吊祭，这引起了皇上的不满，特别是对那些满族大员。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湖广总督塞楞额、漕运总督蕴著、浙江巡抚顾琮、江西巡抚开泰、河南巡抚硕色、安徽巡抚纳敏等五十三名，均在惩处之列。

风暴继续扩大，这一次是“违制剃髮”。六月，皇帝宣布，“本朝丧礼，薙髮之罪最重”，一经查出即行正法。但它颁发得晚了一些，一些官员并不清楚这一祖制，有的则已经剃头。首先被发现的是锦州知府金文淳（几被正法），＇4＇继之有盛京、杭州、宁夏、京口、凉州、四川等地的八旗驻防官兵。但使皇上怒不可遏的是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不但和他属下文武官员全在百日内剃头，而且朝廷内外风闻已久，竟无一人奏闻。为此而受到严谴的有总督尹继善、大学士高斌，周学健（另有受贿罪）与塞楞额则被赐令自尽，湖南巡抚杨锡绂、湖北巡抚彭树葵均被革职。

这些都是中国官方史料的记载。在传教士刘松龄（Augustin　F·Hallerstein，1703～1774）笔下，事情就不仅有这一个层面，乾隆十四年11月，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

“一片乌云聚集在中国的天空之上……

“在福建，他们用刀和绳索杀死了属于多明我会的一个主教和他的四个助手；在南京，我们耶稣会的两位神父也被杀了；还有在江西，一个方济各会的人也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

在这之前，乾隆十一年（1746年）六月，福建福安县破获了一起西洋教士秘密传教的案件，四位神父以及福建教区主教白多禄被抓了起来。

当时任福建巡抚的周学健几次上奏问题的严重性：“西洋人精心牟利，独行教中国一事，不惜巨金。现据白多禄口供，澳门共有八堂，一堂经管一省，每年由西班牙国拨出银款，由吕宋转运澳门各堂散给。”第二年（乾隆十二年）五月，白多禄被处斩。其余四名教士被“缓决”一年以后，乾隆十三年秋，皇帝终于作出决定，将监候待决的费若望等四名传教士在狱中秘密处决。为了防止消息外逸，下达这项绝密指示时都没有通过军机处，而是让陛辞回闽的将军新柱将旨意直接传达给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然后以“瘐毙”——在监狱中正常死亡——奏闻。

但消息毕竟走漏了一部分，据天主教方面描述四教士之死的《流血记》说：是年秋，德（方济各）神父系十月某夜勒死于狱中；华（若亚敬）神父在闽县监狱，以石灰塞住五官，使其窒息而死；费（若望）、施（方济各）二神父则同被绞死狱中。

先是，江苏昭文县亦查获了秘密传布天主教的意大利人谈方济和葡萄牙人王安多尼，江苏巡抚安宁以宣传邪说、诱惑居民，请旨将其处以绞刑。皇帝为此密谕：此等人犯若明正典刑，转似于外夷民人故为从重；若久禁囹圄，又恐滋事，不如令其瘐毙，不动声色，而隐患可除。今王安多尼、谈方济二犯，亦应照福建之案速行完结。于是两名传教士均以“在监病故”之名，于乾隆十三年闰七月二十日在狱中绞死。

稍后，在四川、山西、山东、江西、广西、湖南都发生了大大小小的仇教事件。＇5＇

有如晴天霹雳，一系列案件在外国传教士中引起的感受可想而知。为此，耶稣会在中国的头目、任职大清钦天监正的刘松龄愤慨的写道：

“一片乌云开始聚集在中国的天上，不久就要像一个血雷一样打下来了！”

何以这样说呢？原来这不是没有缘故的，“上帝的报复”已适时来到了，

“阁下必定已经从其他的报告里知道了，上帝对这些基督教的敌人，是怎么的报复了！

“皇帝丧失了正宫皇后为他生的一个儿子，这是上帝的要求！这还不够，因为他们有不少儿子，都是跟妃子生的。尤其使皇帝感到恐惧和难受的是它发生的时间，第二天就是中国的大年初一，这对中国人是特别糟糕的事情。如果这天死了孩子，这家长肯定是一个受到诅咒的人。”＇6＇

据记载，就在皇子夭折之后，钦天监曾奏：“客星见离宫，占属中宫一眚”，预示中宫皇后将有祸殃临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