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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个佃农的富裕农民只能算作富裕的中农，不应予以反对。并认为富农多半是除了自己雇

用劳力耕作外，还出租土地给人耕种，这样就混淆了地主与富农的界限。

一九二九年六月间，共产国际东方部讨论中国富农问题时，米夫显然居于优势。苏俄正

在加紧对富农进攻，因而共产国际的人们，觉得中共也推行反富农政策，是天经地义的事。

瞿秋白却与米夫对抗，认为富农主要是剥削劳动力，米夫的富农界说，不合原则；而且当时

的中国，也不应强调反富农，他们两人反复辩难，相持不下。

我当时采取不介入的态度，但曾劝告瞿秋白不必坚持。我曾向他指出中共的现行政策，

是平分土地，那就不得不反富农，否则，就要将全盘政策予以检讨，这在目前是做不到的。

关于富农的界说，是次要的问题，也许就由于我的劝告，瞿秋白才勉强同意了米夫提出的决

议书。

富农问题的争端，影响很大，瞿秋白被视为以右倾路线与共产国际的正确主张相抗衡。

米夫一伙更多方攻击他，指他联络鲍罗庭和其他不满共产国际的分子，互为声援，不忠于共

产国际。米夫对子我的不介入态度，也满怀愤恨，他攻击我以前曾不满共产国际，反右倾又

不积极，如今在富农问题上，不仅态度暖昧，而且与瞿秋白暗中妥协，显然也非共产国际所

能信赖的分子。由于这个争论的发展，中大学生的米夫派更加活跃起来，夺取中共领导权的

企图，也就昭然若揭了。

我们和米夫为了富农问题，已经有了争论，而中大学生斗争的问题更使我们之间的关系

恶化。我和瞿秋白等都愤恨米夫的所作所为，认为他是自私自利之徒，不为中共的前途着想，

只知拿着共产国际的招牌，排斥异己。我们也有点藐视米夫，认为他不过是十月革命后的新

官僚，竟敢拿着鞭子，对我们这些单路槛楼缔造中共的人们，装腔作势，那是我们非反对不

可的。

以上所述在莫斯科的一切，影响到中共内部，酿成不断的纠纷，最显著的是助长了立三

路线的发展。

凡不择手段打击他人的，往往就是搬石头打自己脚的人。这在李立三事件中也表现得很

明显。立三路线就是在反右倾运动中滋生起来的，由于莫斯科默认了蔡和森事件，李立三因

此更为得势，他觉得自己的见解已为莫斯科所正式承认，于是他将一九二八年底斯大林亲自

草拟的那封指示信，视同废文，接着莫斯科还要他加紧反富农，似又进一步坚定了他左倾蛮

干的信心。

李立三舞动着他那把斗争的剑，向四面攻击。继蔡和森之后遭殃的是陈独秀先生。李立

三也许自负是无敌于中国了，他的剑锋又指向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起初是指德国籍的两

个代表为右倾调和派，接着他的刀光剑影又落在米夫的头上，他对米夫在政见上虽无显著的

冲突，但对米夫所卵翼的陈绍禹等人，则视为是右倾的敌人，不客气，给予打击。到了最后，

图穷匕见，他竟指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也是他所要反对的右倾对象。

一九二九年八月起，陈独秀先生连续向中共中央表示出他的托派态度，他反对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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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在没有革命高潮的情况下，以“建立苏维埃政权”为行动口号，主张此时应为“召集国民会

议而奋斗”③十一月中旬，李立三中央开除了陈独秀先生的党籍。十二月十日，陈先生发表

《告全党同志书》，表示拥护托洛斯基的主张，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莫斯科立即批准了

这个开除的决议，并嘉奖李立三这种维护共产国际的作法。

陈先生在中共六次代表大会以后，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更形恶化；他之不满中共李立三的

领导也日甚一日。托派重要分子刘仁静从莫斯科回国，虽与陈先生的政治见解接近，但又觉

得他是著名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应加入托派。据说当时流亡到了墨西哥的托洛斯基，曾批

评刘仁静这种态度是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