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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坐了一下，也就离开店铺。彭随即陪我们走出来，问明了我们的地址，答应和我们打通

关系，帮助我们离开香港，并在他袋中掏出仅有的十几元港纸，交给我们。这是我们那时最

需要的东西，便欣然接受，和他告别了。

有了使彭泽民受窘的经验，我们再不好去找其他的人了。事实上，也很少可靠的朋友可

找，因而我们在街头上走来走去的选购一些廉价的衣物鞋袜必需品，然后理发和洗澡，从汕

头所带来的一切土气，似是一扫面光了。贺昌他们也找到了中共在香港的交通机构，但要在

旅馆等候负责连络的人员来见面。他们也同样找牙未点钱，买了一些应用杂物，改变了原来

的怪形状。

我们在旅馆，一面等候来找我们的人，一面想享受一次多日没有过的安睡，在晚上九时

左右便就寝了。十二时左右，有人来敲我们的房门，把我们从梦中惊醒。开门一看，原来是

中共在香港的交通负责人到了。他急促的向我们说：快走，一刻也不要耽搁。据广州方面的

确实消息，广州国民党当局已知道你们的真实姓名和地址，公安局长吴铁城，即将亲自带人

来香港，会同这里的差馆，捉拿你们并要求引渡。我们听了他的话，连忙收拾必要的东西，

跟着那位负责人，走出了旅馆。我在想：让吴铁城将我们那些旧衣服破草帽搜捕去吧！

我们由他带领着，在街上先先后后的转弯抹角走了一阵，觉得没有跟踪的人，才直奔一

条倾斜的横街，进到一所房屋助楼上。这层楼有一间房子，是中共的交通接待机构，其余的

房子则住着普通人家。我们走进房子，看见里面已经坐了几个人，其中也有从汕头来的。我

们的到来，使这间房子更拥挤不堪。那位交通负责人吩咐我们，不要高声讲话，如果愿意打

牌赌钱，倒有掩护的作用。

接着，他低声的向我们解释他没有很快的来找我们的种种理由，并且说明他没有耽搁时

间。他责备我们，象我们这样的形相，不应该住大东酒店。不是他来得快，今晚准定要出岔

子。他并说现在一切情形都不同了，再不是武汉时期的情形；过去的同志和朋友，现在都不

知道变成甚么样子；即使在街上遇见，也应立即设法躲避，不可贸然打招呼；稍一不慎，就

可能有被陷害的危险。

这位交通负责人对我们的这一番训诫，曾使我和李立三相视而笑，认为小伙子居然教训

起前辈来了。原来这位交通负责人是一个约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与贺昌具有同样的少年气

盛的气概，又是八七会议以后的新人物，显得神气十足似的。我们挤在这间小房子里，有的

坐着，有的躺在地板上，如此渡过了一宵。

第二天早上，依照那位交通负责人的安排，我们都无言的分手了。他将我安排在一间小

旅馆的小房间内，给了我一笔必需的旅费，替我购置了一些应用物件和到上海去的船票等等。

他买给我的物件中有一只大柳条箱，但是并没有东西可以填满这只箱子；我乃临时买了一条

棉絮，将它塞满，以壮行色。当天下午，我采取了各种避免人们注意的方法，悄悄的走上了

一艘开往上海的轮船。其余三个同伴的行止如何，我也就不知道了。

我在那艘轮船的统舱内，听到一个我所熟悉的谈话声音，我不得不提高警觉。这是一个

三层的高铺位，我静静的躺在那里，以免被人发觉。开船以后，我才证实了那个熟悉的声音，

原来是我的老友朱宝庭。他是宁波籍的老海员，有名的“朱缺嘴”（嘴唇缺了一块，因而有此

绰号）。他交游甚广，这条船上的海员，多数是他的朋友。他喜欢喝酒，往往终日在醉乡中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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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人大声谈笑。那时，他也是这个统舱中的乘客，搭这艘船到上海去。与他交谈来往的人，川

流不息。

我考虑到：朱宝庭原是一位可靠的同志，也是海员工会领导人之一。这时他竟毫无顾忌

的在那里大声谈笑，是否他已经变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