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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他们多怀着兴高彩烈的情绪，要将大会的成就介绍给各地的工人群众。

我因另负有中共中央的使命，需指导广东区委会的工作，暂留广州。这时已是讨伐杨刘

的前夕，国民政府之改组，也正在酝酿中，我须与鲍罗庭和广东区委负责人商谈政策方面的

问题，如果不是上海发生了顾正红被杀的事件，我可能要等到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之后，再行

北返。

上海“内外棉”第七厂工人顾正红被杀一事，恰恰发生在第二次劳动大会闭幕以后的五

月十五扫，特别易于激起人们的愤怒。上海中共中央将上海工运的紧张情况函告我，要我从

速返沪策划。我于是匆匆结束广州方面的工作，于五月廿六日首途，到达上海时恰恰又是“五

卅”之夜，行装甫卸，立即又卷入了反帝的洪流。

①广州工人代表会是由国民党工人部发动组织起来的。表面上包括了广州所有的工会，事实上右倾的广

州机器工会是与之对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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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②据《向导周报》第一百五十五期（一九二六年五月出版）所载，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只代表有组织的

工人二十万人。

第三章　在“五卅”运动中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租界老闸捕房门口，巡捕开枪，发生毙伤徒手群众数十人

的惨剧；表面上看来似系偶发事件，实际上是殖民主义者对中国人民一贯的压迫。这种压迫

使中国人民积压于胸中的反帝怒火，猛烈地爆发出来，遂演成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五卅”

运动。

我由广州经香港返抵上海，恰是五月三十日下午。在这次航行中，我曾患感冒，乃拖着

病躯，提着行李，由十六铺登岸，坐上一辆人力车，直奔闸北。沿途行人车辆稀少，街头巷

尾，三五成群的人们，交头接耳，神态相当紧张，小别的上海，仿佛发生了甚么严重的事件。

我到达闸北宝兴里我的寓所时，我妻及与我们同住的刘少奇太太何葆贞出来欢迎我。何

葆贞曾经任安源矿工子弟学校教员，一见面就愤激的说：“你知道吗？两个多钟头以前，南京

路巡捕开枪，打死打伤很多学生和市民。”接着，她简直就大声叫喊：“中国人是可以随便宰

杀的吗？我这条命这次一定和帝国主义者拼了！”

何葆贞的愤怒是当时一般人们心情的缩影。为了“反对东洋人打人”，曾在二月间引起激

烈的罢工风潮，日本厂方虽答允“不得无故打人”，但事实上仍是借故打人。

一九二五年五月初，上海日本内外棉第八厂又发生开除工人代表和打伤工人的事情，因

而引起小沙渡路几个日本纱厂中工人抗议性的罢工。厂方对这次罢工采取强硬态度，拒绝与

罢工工人谈判，其时正值不景气，乘势关闭工厂，不准工人复工。

五月十五日，内外棉第八厂的罢工工人群众集厂门外，要求复工，遭厂方拒绝，引起争

执。纱厂日籍职员向工人开枪，重伤八人，顾正红身中四枪，当场毙命。

上海租界当局对于顾正红被杀事件，并不依法追究；反禁止工人集会，并逮捕一些罢工

工人。同时，租界捕房禁止上海各报揭载顾正红被杀的真相。

这些事，首先激怒了上海各校的学生。上海学生联合会原是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会同领

导的，自然很快的就将这一不平事件传播开来。学生们本有反日的传统，早就感觉到在中国

境内如果有一个日本人稍受损害，那就要闹得天翻地覆，而日本人却可以凭借不平等条约，

任意在中国境内杀害中国人，顾正红被杀这个活生生的事例，更沉重地刺伤了他们的心。

上海学生联合会当即发动了宣传，组织学生进行街头讲演，募捐救济被害者，为顾正红

举行追悼大会。对此，租界当局采取了压迫的措施。五月二十三、二十四两日，有些学生因

讲演而被捕。学生们要求上海交涉使陈世光向租界当局交涉，释放被捕学生，租界当局置之

不理。这样，就更激起学生的愤怒，进一步扩大街头讲演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