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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生一些劳资纠纷和工人反日的举动,终于酿成了
五月十五日内外棉第七厂,日籍职员杀死工人顾正红的事件;这一事件便成为“五卅”运动
的导火线。
我于三月十六日到达上海后,同志们向我谈起这次罢工的壮烈经过。我以前一直认为纱
厂工人多系童工和女工,团结力较弱,组织工会和进行罢工困难多端。现在居然出现了可观
的成绩,足见职工运动已有了新的生机。
我曾亲到沪西纱厂区去考察,看出同志们颇能利用已往的经验,尤其是我在长辛店发动
职工运动以来的经验。中共上海区委会在纱厂工人密集的地方,设立了一些工人补习学校和
工人俱乐部等,团结了不少工人。这些学校和俱乐部大多数由青年知识分子负责领导,其中
上海大学学生刘华就是最能干的一个。在二月间的罢工中,纱厂工会组织尚未健全,罢工工
人在“反日”的口号之下,曾采取阻拦女工童工上工的手段,这是李立三根据安源路矿工会
罢工的经验所表演出来的杰作。不过这种兼用强迫的方法所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在当时尚
未为人重视。
我曾和一些工人谈话,他们大都表示:“反对东洋人打人”是天经地义的,每个中国人都
应当赞成。即使是知识较低的女工童工,一听反对东洋人的话。也均义愤填膺。我认为这是
上海职工运动的一个新的动向;这种工人的经济斗争,加上民族主义的因素,发展确具无比
的活力。
延搁了两年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终于一九二五年五一节在广州举行了。这次大会的
成就,为紧接着爆发的“五卅”运动,准备了组织上的条件。
这次大会虽是由北方的全国铁路总工会、华中的汉冶萍总工会、广州的工人代表会①、
香港的海员工会四个主要的工人团体出名召集的,但实际的筹备工作,仍由中共中央职工运
动委员会主持。我们忙着联络各工会选派代表,并以全国铁路总工会和汉冶萍总工会的名义,
电邀赤色职工国际派代表出席,以及拟定议事日程等等。四月下旬,我们纷纷前往广州主持
其事。
五一节那一天,广州市举行了一个超过五万人的劳动节纪念大会。会后游行示威,参加
的除各业工人外,还有广州四郊的农民和市内各校的学生。示威行列中特别引人注目的,当
推黄埔军校的队伍;这些军官学生擎着“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旗子,颈项间系着条鲜红的领
带,气度轩昂,显然与旧式军人不同。他们和全体队伍一起高呼:“工农兵大联合”、“打倒军
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革命气氛的弥漫,为前此所少见。
广东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也定在那一天同时举行;因此,劳动和农民两个大会的代
表们就在五一节的下午,假广州大学大礼堂联合举行开幕式。到会者连来宾共千余人。廖仲
恺先生代表国民党,我代表共产党,先后致词。赤色职工会国际代表奥斯脱洛夫斯基也应邀
发表演说。此外,还有黄埔军校代表等的演说。这一切举动,使“国共两党密切合作”、“全
世界工人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工农兵大联合”等的气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次劳动大会共到代表二百八十一人,代表一百六十六个工会单位,会员人数约计为五
十四万人;这较之一九二二年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时的实力,大有增加②。代表中的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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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员,中共党员以及无党籍者,似各占三分之一。中共的力量较之以往,有了显著的增强,而
那些并非共产党籍的代表,也多系同情中共的左倾人物。所以在大会中,中共党团具有控制
的实力。
在七天的大会中,主要通过了:《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组织问题》、《工
农联合》、《铲除工贼》、《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及《加入赤色职工国际》等七个议案。这些
决议都没有发生甚么重大的争辩,便获得最大多数代表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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