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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发生困难，他相信只要党章规定了严明的组织和纪律，执行起来是不会有问题的。

这使我只有在两个办法中间择一而行。一是不顾一切的提出我的主张，那便可能遭受中

共多数同志的反对和国民党人的不满。二是为保全共产党员态度的一致，不如早点离开广州，

去主持铁路工人的代表大会，这样虽不无闪避之嫌，但我终究能保留一贯主张，以待机会。

中共同志们知道了我的心情，有意无意的表示希望我走第二条路，因而我在大会没有开幕以

前，就开始准备北返了。

当时我虽然意态消沉，但仍照常参加各种宴会。开会前每天的晚宴席上，孙中山先生往

往要发表长达两小时的演说。他以迟缓而沉重的语调，讲解他对大会的希望。在我所能记忆

的他所说的要点是：辛亥革命的失败是由于轻视革命党的作用，力言当时“革命军起、革命

党消”这种主张的非是，证明此后应有一个组织严密的国民党，本革命的三民主义，完成革

命与建国的任务。他这些话常使在座听众大为感动。

孙先生在演说中将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作比较的时候，说到俄国革命的胜利是得力于俄

国共产党组织的坚强，但其所标榜的共产主义却失败了。他说俄国现行的新经济政策，与太

平天国所实行的天朝田亩制是相类似的。俄国尚不能实行共产主义；那末，在中国实行三民

主义是最恰当的了。当他论到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时，他总说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

又名共产主义，理想是一致的；因此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中的一个部分。但他否定阶级斗争

之说，认为在中国只有大贫与小贫的区别，并无阶级的显明分别。

他所以着重说到这些问题，用意很明显，是想将所有的革命者都团结在三民主义的旗帜

之下。但我从旁观察，他的说服力也是有限度的。我觉得有些在座的国民党人物，对于共产

党员能够真诚信仰三民主义一点，抱有怀疑。至于在座的共产党代表们，对于他批评俄国革

命及共产主义的各种说法，则表示不安。当国民党人对孙先生这样的论点鼓掌欢迎的时候，

我从未见有任何共产党人表示附和。

中国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原定一月十五日举行，因筹备不及，延到二十日才正式

开幕。开幕的时候，孙中山先生任主席并致开幕词，旋即指定胡汉民、汪精卫、林森、李大

钊、谢持五人为主席团。

第二天继续开会，由胡汉民任主席，讨论大会进行的程序问题。在这次的大会中，两个

刚加入国民党的青年共产党员毛泽东与李立三发言最多。我却坐在那里，一言未发。据我的

观察，许多老国民党员大都以惊奇的眼光注射着他们两人，似乎有“那里来的这两个年轻陌

生人？意见何如此之多？”的疑问，少数老国民党员又似乎在欣赏他们这样的青年精神。散

会后，汪精卫曾走过来向我说：“究竟五四运动中的青年不错，你看他们发言多踊跃，态度

多积极！”

这是我所参加的唯一的一次正式会议，再没有更多的机会聆听毛泽东和李立三的高论

了。后来有同志告诉我，他两位始终是在大会中发言最多的；而且彼此意见常有出入。李立

三原名李能至，是初回国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这次充当汉口市的代表，单枪匹马的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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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上发表了不少批评国民党的议论。毛泽东并不与他采同一的立场，常依据孙先生的说法来发

挥他自己的意见。这是他们两人的初次交锋。

当天晚上，在鲍罗庭家里的一次集会上，我们讨论如何使共产党员在大会上发言趋于一

致的问题。讨论完结后，我即向在座的李大钊、谭平山、瞿秋白、鲍罗庭等人提出我先行北

返的意向，理由是看来大会一时不易结束，而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即将举行，我应赶往主

持。我的提议为他们所接受了。由于我行前有些事需要料理，于是我托谭平山和李大钊分别

向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