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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引起蒋介石的疑忌。

当时与蒋介石和解是中共唯一的出路，关系中共的生死存亡，毛氏自然不敢怠慢。他收

藏起他一向仇恨蒋介石氏的心情，采取伪善底面孔来应付一切。他试图抹去曾与张学良、杨

虎城同谋反蒋抗日的种种痕迹，也绝不泄漏西安事变应和平解决，是出自斯大林指示的这个

秘密。他一口咬定，中共中央是按照政策行事的；进而说明中共政策，既然是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联蒋抗日，乃至拥蒋抗日，自然不曾参预西安事变的密谋，自然坚持和平解决。他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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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且制造舆论，说甚么坚持政策是不容易的，内外都曾发生重大阻力，对外须冒险说服张杨，

内则有张国焘等反对和平解决。毛氏这样做，一面是企图免祸，一面则隐藏着一些损人利己，

落井下石，借刀杀人等等黑暗机关。但是我对这种现状感慨万分，认为一个“好汉”到了穷

途末路，是会原形毕露的。

一九三七年正月中旬，蒋介石的意向，经由其与中共接洽的代表人张冲②之口，告知周

恩来。大意是中共及其军队如能诚意服从国民政府，将可获得改过自新的机会。毛氏知道了

这一消息，才比较安静一些，一面电令周恩来继续与张冲商谈，一面将其注意力转移到党内

斗争。国共之间，从此才有稳定性的停火，并且实际进行和解的谈判。

西路军的失败，对中共以后的发展，和当时的西北局势，都有相当影响，尤其使我这个

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大受打击。中共党内斗争的矛头，因而就指向我，打得我无法抬头，同时

也暴露了毛泽东氏的斗争，有其极为野蛮的成份。

西路军在古浪遭敌骑袭击，损失惨重，向西挣扎前进之时，其第五军团在酒泉为敌军所

消灭，军长董振堂阵亡，通往新疆的大道因而为敌所控制。再加战况逆转，弹药消耗到了不

能与敌正式对垒的程度。在西安事变结束时，西路军在天寒缺粮和敌军压力之下，不得不南

移祁连山脉，化整为零，从事游击活动。后来西路军只剩下四百多人，逃往新疆。此外还有

一些小股，每股数人和十数人不等，向东渡过黄河，逃到陕北归队。如果说一方面军在二万

五千里长征时只剩一副骨架子，那么西路军连背脊骨也被敌人打断了。

当时我引咎自责，声言我应负担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我不愿诿过于人，从未指责过

别人，只说一切错误都直接间接与我有关。我曾要求举行一次中共中央高级干部会议，来检

讨西路军事件，但毛泽东等不予理会。因此，中共中央并没有对这一事件，作出结论，一切

批评都不免任意为之。

毛泽东自然不会放松攻击我的机会，因而他自己和他的追随者，便漫无拘束的乱说一通。

总括起来，当时这些批评的言辞大约有三个要点：（一）西进军事计划根本就是逃跑主义，至

少是带有逃跑主义色彩；（二）张国焘对四方面军的领导完全破产，总之是一无是处；（三）

西路军的失败很为丢脸，蒋氏将更看不起红军，在西安事变的今天，将诱发蒋氏的报复和进

攻，遗害全党全军。

一般同情和支持我的同志们，主要是第四方面军的干部，则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是陈昌

浩同志的指挥错误，如果张国焘同志也过了黄河，亲自策划指挥，则不会失败，反会胜利。

他们对批评者答辩：（一）西进计划为莫斯科批准，如何能说是逃跑主义；（二）四方面军是

中共的基干劲旅，如何能加以毁谤；（三）诱发蒋氏围剿之说是有意嫁祸于人，转移目标，将

对外转到对内。甚至有些同志指责毛泽东垄断军委会的一切，不供给西路军所渴望的情报，

实在应援不力。还有少数人指责毛氏阴险，幸灾乐祸，对四方面军毫无手足之情。这些指责，

在当时虽不敢说有充分证据，可是，是非自在人心。

朱德当时的立场颇偏袒毛泽东，但对西路军的失败，持论还算公平。他曾向我慎重指出

不能说西路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