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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不能收到实效。
朱德等觉得事态严重,乃从中调解。他也坦率承认这次两军会合没有弄好,主要是由于
北进的决定太促,两军没有互相了解融洽的机会,以及中央有些人任意批评等等。他忧虑同
志间的隔阂将影响军事指挥,甚至要给未来军事行动带来不良后果,因而他提出了军事统一
指挥的方案。
军事统一指挥方案的要点是:强化红军总司令部的机构,由朱德任总司令,张国焘任总
政委,负责指挥全军。以后关于战略问题由总司令部拟定,提交军事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核
准施行。这个方案并未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讨论,仅以政治局委员一致同意的名义发表出
来(中央政治局当时不愿举行会议,似是避免谈到政治问题)。我为了团结,也就欣然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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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由于这个方案,使这个酝酿中的风潮,暂时和缓下来。
我们内部的气候好是改变了。团结一致一时是高于一切的要求,中央要人中有人向我和
四方面军的干部们恳切表示,他们已经相信我在四方面军中的威信是多年奋斗的自然结果,
不是与中央对抗或抹煞中央而形成起来的,此后,将互相信任,共同策使工作顺利进行。我
也在四方面军的干部会议上发表演说,号召团结。可是这种团结的气氛,并未能抑制少数人
根深蒂固的偏见,统一指挥方案立即又遇到了实际上的障碍。
我开始在总司令部和朱德一道工作,原来朱德这个总司令不过徒拥虚名,只是中央军事
委员会的一员,并无独立的职权和机构。我加入进去之后,也并未根据统一指挥方案予以调
整,一切仍如旧贯。中央军事委员会和总司令部名虽为二,实则仅为一个机构。参谋长刘伯
承,副参谋长叶剑英、左权,作战局长张云逸等均无变动。只有总政治部代主任秦邦宪不愿
继续代理。改由原任副主任的李卓然(留俄学生)代理。原隶属于我的军分会人员,概行并
如右路军总指挥部,以增强他们的领导。我们——总司令部——拟俟他们改组完成之后,再
行酌调一些人员参加总司令部的工作。
我当时最注意的是一、四两方面军的团结,因而我任总政委以后,立即下令由右路军四
个军中各抽调一团补充左路军,使一、四两方面军互相了解,彻底合作。这个措施曾引起同
志们的兴奋。左路军得到这四团的补充,不仅人力增加,尤其是这四团都带有较多的子弹,
可以是左路军得到不少助力。这也是左路军后来战斗力增强的一个主因。我之所以不积极改
组总司令部,也不立即调用四方面军的人员参加司令部工作,也是示人以无我的精神,使今
后工作的进行,能够团结无间。
我要求中央军委会和总司令部职权划分,工作程序确立。所有原中央军委会机构概属总
司令部管辖,各单位直接秉承总司令总政委之命处理工作,一切军事命令都由它下达。中央
军委会原属中央政治局,对总司令部居指导地位,负责审查核定总司令部所拟的军事计划和
重要人事变动,不再直接发布军事命令。
可是,毛泽东破坏了这个统一指挥方案。他这个军委会主席过去是独断一切的,总司令
等于虚设,现在他仍不稍变动。他迳行核阅所有军事单位的文件,无论是情报、作战计划、
军队行政,以至人事调动等,同时又迳行批定办法,然后才交我们执行。这不特使总司令总
政委变成了幕僚人员,简直就是由他一个人唱独角戏。
毛泽东这种作风最为参谋长刘伯承所反对。刘伯承认为近代战争是有组织的战争,不能
凭一个人的才智去处决。他素来主张,作战计划应先由参谋长根据情报局长所提出认为正确
的情报,交作战局拟具方案,再由参谋长召集有关人员并征询政工人员的政治意见,拟定初
步计划,送总司令总政委批准,提交军委会讨论,或径由军委会主席审定,然后由总司令部
下达命令实施。我支持刘伯承这一见解,认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