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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种籽等等。
老苏区的土地经过重逢以后,大有改善。土地使用证也发到了各个农户手里。一般农民
觉得他们有了一块可以长期使用的土地,工作情绪为之高涨。代耕制度有了相当的改善,农
民们的劳役负担,也相应的减轻了。一般人都庆幸本乡土不再受到白军民团的侵袭,边疆上
的粮食也不会受到敌人的掠夺。
财政经济政策方面所收得的成效,尤为显著。苏维埃政府的收支,日渐接近平衡。一九
三二年三四月间,我们的军队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每人每月可以领到一元大洋的零用费。
敌人虽然加紧封锁,但我们的日用必需品大致仍不感缺乏。苏维埃银行经常存有五十万斤以
上的食盐,这是用苏区土产向白区换来的。
国民党统治的混乱,也是我们能冲破经济封锁的一个重要因素。驻在金家寨背面固始三
河尖一带的敌军,就是不认真执行封锁法令的杂牌部队。那支敌军因国民党军事当局对他们
待遇不公,军饷缺乏,在当地实行走私,以辟财源。这个敌军旅长并与我们订了一个通商条
约,其要点是彼此互不侵犯,经他的防地进出的货物,准他私收定额的税款,我们的商业机
关每次奉送他五千元,以补偿初办时税款的不足。这样我们出入口的货物,就在这个缺口通
行无阻了。
此外,苏维埃政府各级机构的行政效率,逐渐提高。不可靠的分子和不法的行为,以及
捉土豪迫缴罚款的事也大为减少了。苏区农民到白区去抢粮食的事从此绝迹。党团员的数量
增加了,党团和民众组织加强了。苏区内到处在修桥补路,建置驿站和各种小型工厂合作社,
以及发展文化教育工作等等。
这些进步发生相当大的影响。我访问过老苏区内的一些老农民,征询他们的意见。他们
大致表示苏维埃政府的新章程新办法,与他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从前的一些造反行动,如白
莲教、白狼、红枪会等的举事,显有不同,即较之一九二七年的农协运动,也有进步。现在
这里一片兴旺的气象,这样下去大有成功的可能。他们所耽心的,是力量仍然太小,不知道
还要若干年,天下才能太平。老农们的这种观感,刻划了当时那里的真相。
我们最大的苦恼,确是力量不易扩大。一九三二年四月间,这个区域的人口大致在二百
万以上,比较稳定的区域(即老苏区)拥有人口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多数新发展的区域,
政权机构大致上还不算健全,,土地还没有分配好,地方武装的力量还很薄弱,我们当时称这
类地方为“尚未稳定的区域”,但它占了我们全区的三分之二。我们的努力主要放在这些区域
的基本工作上,但收效很慢。
我们不能单靠发命令去解决一切问题,主要的方法是发动群众斗争。一个新苏区,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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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我们下命令实行分土地,若是农民不起劲,还是无济于事的。因此,我们着重于派遣一些干
部,去发动当地农民,自行分土地。农民们固然赞成分土地,但往往心存顾忌,如苏家埠附
近的农民,就常常这样说:“等到合肥六安打下来了,再分土地罢!”
扩大红军是我们经常进行的重要工作。我们需要大量的兵源来补充缺额和编组新军,单
靠老苏区地方武装人员来补充红军是不够的。在新苏区我们将长举行军民联欢大会,动员壮
丁来参加我们的队伍。红军中的官兵也常用交朋友的办法,吸引青年到军队中来。这些办法
效果固然相当可观,但仍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也有一些青年农民抱着观望的态度,他们似
觉得在胜利尚极渺茫的目前,就贸然参加造反,那是过分危险的事。
这些事令我烦恼。我觉得这个苏区主要是靠军事力量来维持。我们是在大胆尝试土地革
命究竟有多大的燃烧力,苏维埃政权究竟有多大的优越性和适应性。我们鼓起信心,开足马
力,争取最大限度的胜利。在这些发面,我认为我们已经是竭尽所能了。作为一个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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