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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第一次会见了现任中共政府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李先念。他那时担任高桥区中

共区委会的书记兼该区苏维埃政府的主席。这个细长生财的青年人，原系木匠，是一个党龄

较老的能干游击家，他的态度严肃，说话也很谨慎。他向我叙述了高桥区发展的经过，现有

人口的数字，党员团员人数，自卫军、少先队等等组织的概况。这些事我现在自然已记不清

了。

他特别向我说明，高桥区孤悬在鄂豫皖苏区的南端，要经常向四周打游击。如果这个黄

安独立团离开了这个区域，白军和民团就要乘机来侵袭。高桥区各地都布满了放哨的单位，

敌人进袭时，顷刻之间，他们就会知道，于是区委和区苏维埃的人员，都擎起武器（自然多

数是梭镖），携带文件包，上山去了：以免在山上办公，一面指挥作战，还要指挥男女老幼“跑

反”（意即掩护老百姓向敌人不宜到的地方藏躲）。自卫军则在敌人的四周骚扰并乘机反击。

因此，敌人不敢分兵深入，有时他们能缴获敌人少数枪枝，有时也遭到失败，人畜被掳去，

村庄被烧毁。

李先念所说的，使我对当时苏区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我敬佩他的能干，后来他被调任红

四军某团的团政治委员。从此，我们总在一块对敌作战，他也逐渐成为红四军少数领导人之

一。

十一日清晨，王团长率领这一营人护送我们继续北行。徐政治委员则率领其他人员留驻

高桥区，办理该团官兵所需夏服等类的事。我们当天的行程是八十华里，北行二十五里后，

便出了高桥区境，要通过约五十里的“灰白区”，然后才能到达七里坪苏区边境的一个村苏维

埃宿营。在高桥区内，我沿途所见情形，与昨天所见一样，只是再没有人误认我是土豪了。

那些消息灵通的农民，在我轿子旁边走过时，多向我表示亲切的敬意。

将近走出高桥境以前，王团长命令他的队伍改为备战行军。他向我解释甚么叫“灰白区”，

就是在本质上仍然是白区，不过区内人们不积极反对苏区而已，我们与灰白区的关系大体上

是互不侵犯的。黄安县城离高桥区边境不过五十里，董必武就在这个城里生长，他在城里办

过学校，在地方上很有声望。一九二七年武汉政府时期，国民党黄安县党部和农民协会都很

左倾。这个灰白区的一些绅士和知识分子多曾是国民党左派，后来国民党反动了，他们有些

受牵连，遭到国民党的迫害。因此，这个区域的人们，对“剿共”十分消极。苏区的人也不

在灰白区打土豪，彼此一向相安无事。

王团长表示他对灰白区的情形相当熟悉，白军驻在黄安城内和交通要道的据点上，民团

虽散布各地，但也很难到偏僻的地方来，平常我们的便衣人员可以在晚上安全通过，白天有

几条枪的队伍，也可以去得。只有黄安通河口①的要道是敌人的交通线，我们横过时，要特

别警戒。

我们进到灰白区后，情况显然不同了。在路上见不到老百姓，更没有人为我们准备茶水。

在田野间照常工作的农民，不敢理会我们。我们停留在村庄做饭的时候，村庄中的妇孺，并

不躲避我们，男子则站得远远的，不敢和我们接近。我们向妇女借用东西，或购买粮食蔬菜，

她们不仅不拒绝，而且态度和善。王团长解释，这里的男子躲开　我们，是怕我们去了后，会

遭到“通匪”的惩罚。

午后，我们的队伍快要横过黄安通河口的大道时，发现大道上有大队敌人正向河口前进，

王团长侦知这是驻在黄安城内白军萧之楚部第四十四师的一旅人，开往河口换防。他征得我

的同意后，开始分散队伍向敌人袭击。我也下了轿子，参加这场战斗。我在苏维埃唯一的一

次坐轿子，至此就结束了。

我们的队伍以排班为单位，分布在一个很广泛的区域内，我和陈昌浩等随着王团长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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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身边也只有十个战士。我们爬到一个山坡上，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