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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干得出好事来。在罗章龙看来，决不

可联络米夫派去反立三路线，宁可让李立三统治中若中央十年八载，也不可让米夫派在中共

当权。

米夫和陈绍禹等的名誉是太不好了。中共内部没有人为他们说好话；从莫斯科回来的同

志，则根据中大斗争的经过指责他们。但因为大多数人不能忍受李立三的胡闹，对陈绍禹等

便存有原谅与容忍的忠厚心理，因而很多就与何孟雄采取同一步调。就因为这件事，罗章龙

日益消极，终于一步一步脱离中共，在沉痛心情之下，不愿和我见面再谈论此事。就因为这

些事情，何孟雄所领导的反李立三运动也显得有些不够坚强。一九三〇年九月间，中共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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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全会未能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来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这次全会除表面接受共产国际政治指

示外，李立三瞿秋白等仍控制中共中央，当权如故，反指斥何孟雄陈绍禹为右倾反党分子。

这就使共产国际觉得立三路线的顽强，须采取进一步干涉中共的手段，一面调李立三到莫斯

科去，一面策划举行另一次四中全会，改组中共中央。

陈绍禹等初时对何孟雄极力表示友好，遇事推崇老干部，因而他们合作日趋密切，彼此

讨论到代替李立三的人选问题。何孟雄似不止一次透过陈绍禹转告米夫要求我回国之意。到

了三中全会后，何孟雄曾具体提出李立三瞿秋白都须退出中共中央，由我和蔡和森回国继续

负领导中央之职责，周恩来只有在改正错误后，才可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何孟雄曾向陈绍

禹表明，他们自身领导反立三路线，应避免争权之嫌，何况又不是中央委员，按理不能成为

政治局委员，因而应在原来中委中选出二人来继任李、瞿的遗缺。接着何孟雄又以三十几个

老干部的名义，要求共产国际派我和蔡和森回国，这就是柏金斯基找蔡和森和我谈话并派我

回国之由来。

也许就因为何孟雄对我的拥戴，为米夫所最不愿闻，因而使出了阴险的绝招。米夫联络

好了周恩来，在四中全会上让周恩来认错得到会众的宽容后，通过政治决议，周恩来即以征

得共产国际同意的名义，提出补选陈绍禹为政治局委员，以及张闻天秦邦宪等出任中央要职

的议案。何孟雄当即起而反对。接着陈绍禹突然改变态度，指斥何孟雄等为右派，表示在克

服了左倾的立三路线之后，应立即转过头来反对主要危险的右派；又说何孟雄刚才反对共产

国际的表示，简直是公然反党。

经过一番争吵，四中全会也就一哄而散，未经表决，陈绍禹等就这样打进了中共中央。

如果不是国民党帮了米夫陈绍禹等的大忙，消灭了何孟雄这一批人，陈绍禹的江山又那里能

坐得稳。事情如此这般的过去了，只留下一些中共老同志在那里叹惜伤感。他们是否会不约

而同的想到，专政是玩弄不得的，决不会局限于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对付阶级敌人的必要方面，

必然会用来在共产党内争夺权力，必然会发生米夫陈绍禹等在中共四中全会上表演夺帅印的

那样一幕。

虽然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去了解从立三路线到王明路线的种种经历，但上面所说及

的演变轮廓却是相当清楚的。一般同志都知道我在莫斯科曾吃尽米夫派的苦头，现在苦心孤

诣讲团结，自易收一时之效。我当时所讲的话，指出这些年来我们的损失大极了，现在还剩

下一点点，不要在我们的手中断送光了；失去了何孟雄等，已是无法挽救，谨防再因内部纠

纷招致更多损害；现在只有忘记某些惨痛的过去，减少互相猜疑，让我们团结奋斗吧。当时

由于我的这些感动人的话，掩盖了米夫陈绍禹等一切罪行。但他们所种下的恶果，几年之后，

仍然使他们垮了下来，后来毛泽东在延安的整风就是针对他们而发的。如果我们再想一下现

在中苏关系恶化的历史根源，米夫派的“德政”不会不活生生的遗留在中共首脑们的心目中。

中共内部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