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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利用独裁政制，滥用权力，不择

手段，甚至残民以逞，那就一无是处了。

斯大林坚持苏联“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反对托洛斯基世界革命的空谈，无论从那个角度

去看都是值得赞许的。俄国那时候较为落后，以往又在历次的对外战争中吃过苦头；十月革

命后，又函须从废墟中重建一切。不论单独一国能否建设社会主义，亦非从事国内建设不可。

因此从世界革命退到一国建设社会主义，避免对外战争，相信国力迅速强大乃是自卫和进取

的当务之急，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者所应当作得出来的结论。

但斯大林性情粗暴，急功近利，反对布哈林王道的想法，是大错特错了。他过份恐惧外

力侵袭，国人反侧，抱定“宁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之旨，制敌机先，确保胜利。拿他自

己的话说，即是要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他在俄共党内消灭托派和有派，反对主义运动

的领袖，包括调和派、两面派；进行大清党、大清算；他又在苏联国内，消灭富农，清算专

家军人，整肃暗害者；一切的一切，闹得天昏地暗。苏联没有因此灭亡，真是万幸之极。

斯大林缺乏国际知识，似是定论。他的那些第三时期—战争与革命时期、资本主义总危

机、社会法西斯等等，都是不切实际的武断想法。在他的淫威之下，共产国际内那些老成持

重的人物，如柏金斯基、枯西宁等人，大多嚓若寒蝉，不能有所作为；得势的多是小人，像

米夫之流。读者只要回味一下斯大林在中国搞苏维埃，和我说及的米夫一些低级表演，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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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道斯大林的胡作胡为到了什么程度。

我的思想已由不满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某些作为，发展到厌恶斯大林的整个领导。我沉默

已久，是到了发泄的时机么？明知不能讲理，绝无回天之力，难道要以卵击石么？一切都要

我回国去碰运气。我对共产国际表示忠诚后，可以完全遵守我的诺言，不再在过去的问题上

批评共产国际；为了顾全大局，反对斯大林的思想也可暂不公开。但根据中国实况，来决定

我的作为，那是无论如何不受约束的。

一九三〇年十月中旬，柏金斯基约我见面，郑重的问我：如果共产国际决定派我回国去，

我的反应如何？我回答：回中国战场上去与我的伙伴们一同奋斗，实属义不容辞。他欣然的

说：那很好；我们相信你是一位好战士，但有一点我必须向你说：你对共产国际的不满由来

已久，迄今没有看见你有什么回心转意的表示，我们固然不计较过去的事，却关心你现在是

不是拥护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不是会在紧急关头，像李立三一样，也反共产国际？因此，我

们希望你有明确的表示。

柏金斯基这番话，自然是代表共产国际首脑们的意旨，并经过克里姆林宫大老板的认可

的。他们鉴于九月廿八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三中全会，仍没有克服立三路线的错误，中共党

内纷争，依然汹涌，所以才要派我回国去。我本着愿付代价的心情回答他：我决在适当的场

合，表示我拥护共产国际的立场。柏金斯基听了我这句话，紧握着我的手，表示满意。

十月下旬，李立三来到了莫斯科。这位失去用武之地的英雄，闲居下来，没有什么人和

他来往，共产国际首脑们大概是要他反省一个短时期。我们每天都见面，往往一谈就是半天。

他在国内采取过反对我的态度，但这时我又成为他亲爱的大阿哥了。我不公开指责他的错误，

只鼓励他安心的住下来学习。这位个性好动而又风流调镜的李立三，虽处逆境，仍若无其事

的与女朋友们交往，以冲淡他的苦闷。

十一月中旬（约在李立三来后的三星期），共产国际主席团开会讨论立三路线，被指为半

托洛斯基主义者的李立三，首先发言。他高声承认他完全错了；一切对于他的反共产国际和

半托洛斯基主义者的指责，他都无条件的接受，认为这是帮助他改正错误。不过他申述他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