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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期，渐渐逼近，大家都在忙着准备。在大会举行前三五天的一个晚上，共产国际主席布

哈林率领共产国际中国部长米夫等和中山大学学生陈绍禹等，共十余人突然来到，布哈林要

求举行一次预备会议，听取我们的意见。于是我们已经到达的约二十余位代表，便和布哈林

他们共同聚集在一间小会议室内开始会谈。室内仅有一张长桌，四周摆了一列椅凳，我们大

家挤在一块，有的坐着，有的只能靠墙站着。

布哈林首先说，请反对共产国际的人先发言。瞿秋白陈绍禹等人立即附和着布哈林说：

那就请张国焘同志先发言吧！其他的人，也都表示赞成，并向我催促。北京代表王仲一赞成

我发表批评中央政策的意见，但对任意加我以反共产国际的头衔一点，表示抗议。我于是站

起来发表演说，包括翻译的时间在内，花了约三个钟头。布哈林没有再要求第二个人发言，

预备会议就结束了。以后也没有再举行。

我这次演说的全文，自然无法全部记忆，但主要论点，我还是记得很清楚。我从反共产

国际这一点说起，没有否认我对共产国际领导的不满。更进而表示：在我看来，中共领导的

错误，不在于反共产国际，亦不在于违反共产国际的指示，恰恰相反，是太过于倚赖共产国

际。年轻的中共，它的领导者不待说是缺乏经验的。我们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认为是下级

服从上级的应有义务，我们信仰共产国际，认为共产国际的老革命家比我们见多识广；每当

我们的看法与共产国际的指示发生参差的时候，我们总以为自己不过是一些学生，对于自己

的见解，不敢自信，而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必然深谋远虑。因此，也就牺牲自己的主张，来

迁就共产国际的指示。甚至，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的任何指示，也奉若神明，无不言听计从。

这种情形，简直已经到了迷信共产国际的程度，这就是事态的真相。

接着我举例证明：一九二三年六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国民革命是中

国革命的中心任务这一指示，作出结论，认为一切工作应归国民党，全体中共党员，都应加

入国民党为党员，并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工人阶级须先有民族觉悟，然后才有阶级觉悟；

并且预言至少五年之内，中国不会产生真正的共产党。当时我和其他同志，不同意他的说法，

而且希望中共能获得独立的发展。我因此便被视为反共产国际，并受到中共中央的严重处罚。

可是，马林说了这些话，仅仅四年以后，共产国际另外一位代表罗明那滋，于一九二七年七

月间向我们宣称，中共中央犯了极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主要是它放弃了争取整个革命中的

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他的见解恰恰与马林的相反，似乎中共已经强大到这么一种程度，即是

只要不犯机会主义的错误，中国革命就可以在中共领导之下获得胜利。我们又因在没有机会

陈述自己意见的情况之下，被判以反共产国际的罪名，受到谴责和处罚。这两种极端不同的

看法，摆在我们面前，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难道我们不能发现其中的矛盾么？这些都是代表

着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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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我进而追述国共合作时期的情况，我没有直指加入国民党政策的根本错误，但认为这是

一无可取的。我曾指出中共和国民党在组织上混成一体，相互间的纠纷必然日甚一日。中共

在国民党内卖气力、做苦工，且被视为不安份。中共并没有掌握军队，因此也说不上能居于

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武汉反蒋时期，我们一直被国内外反动势力所围攻。中共居于劣势，只

有退让，企图阻止反蒋联盟的分崩离析，稳定武汉的所谓左派政权。这其中最显明的事实是

中共实力不够或者可以说，不自量力，任重道远的担子把雄心壮志的中共压垮了。

当我说到这里，布哈林打断我的话，说道：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你为甚么花许多

时间，旧事重提？我停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