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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正确策略，会有翻身的机会。

他之反对瞿秋白的暴动政策，与我是完全一致的。他认为这种儿戏暴动的行为，不合于

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也违反列宁关于暴动的遗训；而且事实上每次暴动都遭受严重的失败。

他曾屡次向中央进言，改变暴动政策⑾，但无效果。现在，他极愿与我共同纠正瞿秋白中央

的错误。

我则指出我们以往一切对中央的劝告，都被当作机会主义的见解，遭受拒绝了。我慎重

建议为了有效的挽救中共，和抛弃以往纠纷以及开展以后的光辉前途，应另行组织一个工农

党；这个党仍以原有的同志为基础，扩大其政纲要点仍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实现土地革命，但

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瞿秋白中央的一味盲动，是以共产国际的指示为护符的；罗明

那滋等共产国际代表，不懂中国情况，任意胡闹，是祸害的根源。如果命名为“工农党”的

新组织，不再是共产国际的支部，而只是国际主义下的友党，一切取决于党内多数，也许可

以减少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进而由黑暗步向光明。

陈先生对我的建议大感兴趣，认为是合情合理的改变党内现状的要图，但他似在遭受这

许多打击之后，已无足够的勇气来负担这个艰巨任务，因而他提出了实行起来会遭遇许多困

难的话。首先是共产国际不会平心静气的考虑这个建议，反会予我们以无情的打击。同时西

欧各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不重视东方问题，自不会予我们以有力的支持。再就内部

状况来说，即使多数同志同意我们的见解，经费问题也是难于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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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三月初，中共中央各机构因罗觉的被捕，陷于混乱的时候，陈先生向我表示：现在看来

中央机构为了自身安全，正在重新布置，各地组织又大多损毁了；即使瞿秋白等仍高叫暴动，

事实上已无力再盲动了。组织工农党的事可以暂时搁置一下，作为我们的最后步骤。现在或

许有旁的办法来改变这个现状。这样，我曾向瞿秋白提过一次的另组工农党的事，就因陈先

生的慎重，而作罢了。

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日军借口护侨，屠杀济南民众数千人并惨杀外交特派员蔡公时惨

案发生，这又激起了全国性的反日狂潮。瞿秋白等对此态度冷淡，认为中共的任务是实行暴

动，反对南京的国民党政权。日军的行动似只是打击国民党的，如果中共卷入这个反日运动

中去，无异是帮了蒋介石的忙。这种荒谬的看法，曾使我们为之大哗。我和陈先生主张应积

极领导这个反日运动，既可暴露蒋介石对外的妥协面目，更可以争取群众，如果我们不参加

这种反帝运动，简直是罪恶。在这个问题上，上海的多数同志，在项英的影响之下（罗觉被

捕后，项英接任上海区委书记），支持我们的见解。

五月中旬，邓中夏来看我，告诉我现在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于六月间在莫斯

科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检讨中央现行政策，并谋求党内团结。我和陈独秀、蔡和森、罗章

龙和他自己共五人是由共产国际直接邀请出席，中央特要他来正式通知我。如果我决定去，

现在就要办理旅行手续了。邓中夏那时也不满意瞿秋白中央的做法，不过不如我们的激烈，

他也知道党内危机是很严重的，因此，他向我恳切的说到他不愿见党的分裂，劝我接受这个

邀请。

接着，项英也来看我，告诉我党内的一些近况。他说到罗明那滋和鲁易门早已被调回莫

斯科去了，据说曾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共产国际最近有指示给中共中央，不赞成随便暴动。

我们的反对意见，也陆续由中央报告到共产国际去了。共产国际以鉴于党内危机严重，因而

超越中共中央，直接邀请我们五人去出席大会。他认为中共的命运可能因此而获得转机，反

对中央的直接行动，似已无必要了。

蔡和森、罗章龙这些同志，我已好久没见着了，也不知道他们的地址和近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