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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们共产党，不再用中国国民党这面旗帜了，将在苏维埃旗帜之下，单独的干下去。现

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事实上已不存在了。你们各位先生，愿脱离队伍的，就在这里分

手。”张曙时立即回答说：“那也好！就这么办吧！”周恩来这一懊丧而气愤的宣布，显然是因

为军事已失败了，他根据张太雷前所转达的中央命令，仓促间来不及与我们商谈，乃以他那

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作此决定。这一决定，居然成为历史上中共与国民党左派最终的分

离，中共扯出苏维埃这面旗帜的开始，也是中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更陷入歧途的标志。

正当人们纷纷准备逃离时，周恩来转而和我与李立三作紧急的商谈。他说：你们赶紧离

开部队潜返上海。我将随部队行动，沿途由我相机处理，除应留下的人员外，一律遣送到香

港上海一带去。我问他：你的病怎样？你病了应先离开部队，让我留下来代替你的工作。前

线情况到底如何？他急遽的回答说：我的病不要紧，能支撑得住。我不能脱离部队，准

备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你们快走吧！不能再讨论了，迟了就来不及了。前线

糟得很，还能剩下多少队伍，现在一点把握都没有。这样，我们就不得不离开这小庙，

各奔前程了。

我和李立三，在小庙的大路旁边处理了一些遣散同志们的必要事务，并告诉一般同志，

分别找向导向海口方面逃出这个危险战区。然后我才和李立三贺昌（少共中央常委，奉命回

上海工作）还有一位是中级军官×××（姓名已忘记），跟着一位向导脱离队伍，循着田间的

小路单独行动。

当时我的同行者作何感想，不得而知，我自己则频频回首，望着那七零八落的队伍，百

感交集。我们走了约一华里，从流沙大路那面传来零零落落的枪声，愈来愈密，大路上的队

伍，乱作一团。从远处看，一部分人是在抵抗；另一部分则无目的的乱逃。我们目击这种情

况，很想奔返鼓励士气，坚决抵抗，以挽颓势。那位向导—中共普宁县委派来的一位农民同

志，能干而熟悉当地情形—却反对我们这样作，领着我们从速脱离火线。

不久，天已黄昏，我们走到了一所有碉楼的村庄，流沙那面的枪声，也停止了。那位向

导安慰我们说：我早就知道天快黑了，敌人追击部队的射击，是不能加害于我军的，你们放

心吧！他悄悄的引我们进了他家里的后门。随即出去了一会，抱来了一包便衣服，我们脱下

身上的军服换上合身的便装。他并为我们准备了可口的晚餐，我们这些饥饿的人，围桌大吃

一顿。

这个村庄，有一两户地主人家是反对农民协会的。其余的农户大都加入过农协。这位向

导是农协的活动分子，看来家境相当富裕，我们为着避免地主的注意，躲藏在那里不敢声张。

饭后，我们将所携带的短枪，交给那位向导，请他妥善的收藏起来，以为将来农民起事之用。

他非常高兴地谨慎的将枪埋藏好了；即领我们走出他家的后门，偷偷循着山涧小路，向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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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进发。

我们四人追随着向导，在无人烟的山岭中行走了一夜，沿途还是和平常旅行似的悠然自

得，向那位向导问东问西。他那时真像一位大军统帅一样，总是笑而不答。他不告诉我们要

走多少路；到甚么目的地；几时可以走到，我们除在两三处喝了一点泉水，吃了少许饼干外，

他不顾我们的疲劳和饥渴，不让我们休息，一个人走在前面，催着我们急走。第二天近午，

我们望见前面的海面，他才休息下来，向我们说，前面是“甲子港”，再上前去，我们将要分

开走，要表现得我们五个人毫无关系。但各人互相照顾，不要失去联络。到了市镇上，我将

要走进一家熟识的店铺，你们也陆续进去，不要出声，一切由我交涉，自然有人出来招待。

昨晚到现在，我们走了一百多里小路，幸好都平安渡过，现在到市镇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