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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当过大兵的毛泽东也当深得其中三昧。

而且他的游击主义就是以流寇主义为起点的。

会昌战役以后，周恩来、周逸群两人，便提出了贺龙入党的问题。他们的理由是：贺龙

自南昌暴动到会昌战役，都表现了真诚合作的精神，而且，他本人业已提出这种要求，如果

置之不理，将引起他的不安。前敌委员会因而一致同意他们的提议。但在当时一般同志的心

目中，贺龙显得是一个特殊党员，为了军事政治上的需要，不得不准其入党。

我军在会昌战役胜利后，集结瑞金附近一带休息的时候，贺龙的入党仪式，便在瑞金举

行了。这次的仪式，是由我主持的。我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训以应信仰共产主义，执行

决议，服从纪律等等。贺则誓言愿一一遵守，努力作一个忠实党员。接着由谭平山、周恩来、

李立三、恽代英等先后向他表示祝贺与欢迎的意思。仪式举行时，贺龙的情绪颇为紧张，似

乎他还不明白他要接受一些甚么约束。仪式结束后我们相互恳谈，他曾表示，加入共产党的

手续并不严格，还不如加入土匪队伍和哥老会的纪律那么森严。我曾向他指出：土匪、哥老

会，是专靠森严的纪律来维持他们的团结的，加入中共为党员，则须心甘情愿的信仰主义和

执行决议，以信仰为主，以纪律为辅，纪律虽不繁琐，但均须严格遵守，不能视同具文。

后来南昌暴动完全失败以后，贺龙这位新党员，流亡到上海，中共曾给以优异的待遇，并指

派同志，每日向他实施共产主义的教育，贺龙经历了这些薰陶，也就渐渐的布尔雪维克化起

来了。这就是一个著名的“山大王”转变为共产党员的简单过程。

军事行动路线的决定，是根据多种因素的。往往一些并不十分重要的因素，也会影响决

定。会昌胜利以后，关于军事行动，曾有过三个方案：第一，乘势向筠门岭的钱大钧残部进

攻，经浔邬占领梅县一带地区；第二，即以瑞金，长汀一带为根据地，分兵略取潮汕一带东

江地区；第三，经长汀、上杭、大埔直趋潮汕。惟会昌战役中，曾有四百多个伤兵，要用担

架抬走，我们不愿将他们弃置于当地。据在长汀方面活动的部队报告，福建境内与江西境内

的情况，显然不同。江西方面因人民逃亡，运输伕不易获得，福建方面则正相反。长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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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的报告：认为运输伕的征集不成问题，而且可以将伤病兵用木船装载顺韩江转往潮汕，并已

征集了千余大脚妇女，担任担架运输工作。当这些妇女运输队源源到达瑞金时，使我们大为

兴奋。因此，就决定采取了第三个军事行动方案，我军在瑞金停留了约两个星期，全部越过

了赣闽边界，向长汀地区进发。

中共初期的军事行动，相当幼稚。军事的情报工作，也做得不够，对于敌军的分布和动

向，非常模糊。本身部队内部的组织和联系，也不健全，政治工作，相当空洞。军事首脑们，

颇以革命委员会机构的拖累，影响行军速度为苦。因此，自瑞金经长汀、上杭，向潮汕进发

时，便决定分三批行进。首批是集中最大的兵力，乘潮汕一带空虚，兼程急进，律迅速予以

占领，次则是革命委员会各机关，赓续前进，再次是由政治保卫局局长李立三负责搬运伤病

兵，并由周士第率领一营人为后卫掩护队。这样，整个部队，拉成一条很长的行进线，先锋

已到了潮汕，而后卫却还在长汀上杭一带。

我们沿途所发生的花花絮絮，不胜枚举，我简略的举几件事例，便可以说明当时的现象。

当时行军的速度，不算很快，然而已使部队疲乏不堪，特别是一般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显

得垂头丧气。振作士气的政治宣传工作，无法进行，负这一方面责任的恽代英常埋怨说：一

般干部，走路累得要死，还有甚么气力“卖膏药”？沿途占住民房、拉伕、证粮，弄得老百

姓鸡飞狗走，宣传又有甚么效力呢？政治工作人员，本身就不振作，怎么还能振作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