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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执行的。有的表示莫斯科太不懂武汉的情形了；现在如何谈得上制裁不可靠的将

领和武装工农？有的表示要实现这个电令中所说各节，那就非中共单独干起苏维埃不可。可

是莫斯科仍希望国民党左派和国民政府能干这些事。有的表示这个电报是太迟了，是在“放

马后炮”，为推卸共产国际的责任预留余地，其实，莫斯科对于湖南农民正在流血一事是应当

知道了的。我也曾表示现在武汉局势整个在右倾，国共合作的政策快要完蛋了，还幻想武汉

政府能干出这些伟迹出来，真是海外奇谈。鲍罗庭和威金斯基都曾确切表示，这个指示一时

无法执行。鲁易也在这个会议上表示了难于实现的看法。因此，会议一致决议，回电莫斯科，

告以无法立即付诸实施。

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想法，大致是依据共产国际维持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的政策之下，

企图挽救已经笼罩着武汉的右倾危机。唐生智那时还采取两面派的态度，一面通电反共，一

面又向武汉国共两党要人表示不满许克祥的越轨行为；他自己要继续遵守孙总理的三大政策。

冯玉祥的态度还没有明朗化，我们还希望冯玉祥能支持武汉的左倾路线，汪精卫等人似也还

未完全走到反共方面去。因此，我们觉得莫斯科的调子唱得不合时宜，现在如果能做到维持

反蒋阵线，武汉不致公开分共，中共就只有在工农运动不继续受到摧残的条件之下，付出相

当让步的代价；来维持这个国共合作的局面。否则，只有根本改变这个政策，中共单独干起

来；不仅反蒋，而且反对武汉的动摇分子。

不料正在这个紧急关头，鲁易的一个不可理解的行动，使时局更形恶化。他事先没有与

任何人商议，将共产国际的机密电报，交给汪精卫看；并依汪的要求，送给他一个副本。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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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斯科这个电报似是没有明了马日事变已使中共处于四面受敌的地位，以为鲍罗庭等还能左右

时局，所以电令鲁易和鲍罗庭指导中共奋起反击，以夺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不用说，这个

电报是不能向外公开的。鲁易本人并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电报，明知已复电暂不执

行，竟反而将这个电报交汪阅看，使人殊难理解其用意所在。

究竟鲁易为甚么这样做，当时我们觉得他是太过于“书生”了。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一

直无法贯彻他的主张，不免使他苦闷。可是汪精卫老是敷衍他，同时汪的诚诚恳恳的外貌和

慷慨激昂的革命言词又是具有吸引作用的。鲁易本着他贯彻共产国际指示的天真愿望，很可

能没有看出汪的态度的转变，因而希望在汪的身上创造一些奇迹出来。他似也想在这个单独

的行动中，证明他主张的正确和鲍罗庭等人看法的错误。

可是汪精卫的反应却出乎鲁易意料之外。汪曾向他指出这个电报的内容违反当年的“孙

越宣言”；因为孙越宣言明确指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而这个

电报却是要中国走向共产。汪并将他所持有的副本，交给他周围的要人们传阅，并表示这证

明不是国民党不联俄容共，而是共产国际违反它的诺言，别具“消灭国民党之阴谋”。

鲁易这种异动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时候，我们都非常愤慨。有的责备共产国际，为

甚么派鲁易这样不懂事的人来指导中国革命。有的指出一切事都被鲁易弄糟了。有的认为鲁

易这种行动不是极端糊涂，便是有意的叛行。我们觉得如果我们对外为这个电令作辩护，那

将是猝不及防的决裂；这决不是共产国际所希望发生的事。

自此事件后，鲁易和威金斯基等人立即在武汉消失了。大概是莫斯科急电他们迅速离开

武汉，一切交由鲍罗庭应付。可是鲍罗庭也显得垂头丧气，声言要到庐山去休养；并告诉我

们莫斯科将另派代表来指导中共工作。

中共中央受到这个打击，实在穷于应付；悲观失望的情绪随着增长起来，莫斯科对于我

们暂缓执行六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