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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同书第二八六页—二八七页）一文所记，虽因立场关系，有些歪曲事实，但可供参考。

第五章　中共内部的混乱

武汉时期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参加者，意见纷歧，陷于极度混乱的状态。我一直主张中共

中央迅速迁来武汉，集中到一个主要地点来，也许较易于求得内部意见的一致，借此可以强

化中共的领导。不料后来事实证明绝非如此，从莫斯科以及从上海来的那些共产要人们，竟

是各有一套想法，这就走到“梢公多了会翻船”的境地了。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一些关于鲍罗

庭与威金斯基之间的争执，以及鲍罗庭与加仑意见的不同等等情形，但还不只如此，要人们

集中到武汉后，意见之纷纭更是愈来愈尖锐了。

从实际政治角度去看这些纷歧，大别之可分为两类，即对共产国际所定的中共留在国民

党内这一正统政策，分为拥护与怀疑两种态度。但拥护论者的主张又不完全一致，有的主张

既要维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局面和反蒋阵线，就不能谈加深革命，应即纠正工农运动的过火；

有的则认为只有加深革命，进而解决土地问题，才能巩固国共合作，实行反蒋。至于怀疑论

者，其中有的主张不要幻想甚么国共合作，中共应建立苏维埃政权；有的则主张中共不必留

在国民党内，但仍以贯彻国民革命和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为主旨，为将来建设苏维埃铺平道

路。

当时少共国际驻中国的代表达林就是支持托洛茨基主张的一个；他在中国指导共产主义

青年团的工作是从一九二二年开始的，他是一个学者型的人物，对于实际政治还有些隔阂。

他执行的虽是斯大林的政策，但在观念上则同情托洛茨基的主张。他于一九二七年三月间由

上海来到武汉，有一天与我在汉口江边散步闲谈，曾尽情吐露他胸中的积愫。

他曾向我表示，他赞成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认为运用之于中国革命也是很恰当的。

他认定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不是甚么工农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

他批评鲍罗庭的联唐反蒋政策，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独立发展工农运动，使之成为工农苏

维埃，到适当时期取武汉的左派政权而代之；决不要做那些纠正工农运动过火这种不名誉的

勾当。

达林知道我素不赞同中共留在国民党内，因而向我说了上面这些话，可是我的答复也许

使他颇感失望。我曾向他指出，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只要看看汪面上停泊的那些外国军舰，

就知道革命的主要对象还是帝国主义，无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现在都不能谈工农苏维埃政

权。我不赞成中共留在国民党内，卷入国民党的内部纠纷，也不赞成拿着国民党的招牌去反

蒋；却主张两党党外合作，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争取民族独立，和经由国民会议，

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在这个民主革命的发展中，增强工农势力，才能谈得到土地革命与

社会革命。达林听了我这些话，似很失望的向我说：“那你还是一个革命的阶段论者！”我当

时没有否认这种说法，而且肯定表示革命是应该分清阶段的；但无论如何，中共留在国民党

内总是不合理的，这已经成了中共的桎梏。

达林这种言论，毫无疑义是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在莫斯科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反应到

中国来了。他还告诉我：“在武汉的俄国顾问中，也有人赞成托洛茨基主张。”他也说到他们

俄国人中，也曾为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而争辩过。后来，任中国少共书记的任弼时，常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发表一些左倾的言论，也许是受了达林的影响。托洛茨基的主

张虽为中共多数领导人所不赞同，但其暗影却是我们间意见纷歧的一个因素。

鲁易的光临武汉，使中共的各种会议流于冗长的理论的辩论。他是偕同谭平山约于二月

底抵达武汉的，他参加共产国际最早，是一颗久负盛誉的“亚洲明星”，他的出来指导实际政

治恐怕是以此次为最重要，最初也受着当时在武汉的中俄各要人的尊重，可是他的特长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