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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大的妨碍。

所谓农民运动过激，本是指农民运动发生了左倾的蛮干行为而言的，可是当时这个名词

的含义相当复杂。其中因素之一，是反对者有意夸大其词；其实，这些“过激”行动也包括

了农民的正当要求在内，根本不能说是过激行动；不过，在实行上亦确有过左偏差倾向。又

由于农民的狭隘意识所引致的不应有或者可以避免的举动，当时我们的错误，就是没有将这

些事态严格的分别出来，一一予以具体解决。当时中共在武汉政府中的微妙地位，也未能及

时调整这一运动，因为不少中共同志觉得农政部长虽由共产党员担任，但政权还是国民党的，

我们并不要以在朝的身份来约束群众的行动，可是中共的整个政策，又使自己的命运与武汉

政府休戚相关，如果这一运动使武汉政府蒙受不利的影响，同样也就打击了中共。

大多数中共领导人，虽然认为农民运动的过激行为是应当予以纠正的；但一直以能组织

这样广大的农民群众而自傲。我们大致有这样的一种错觉，以为农民组织起来了，农民斗争

发展起来了，中共的势力就可以深植在各个乡村的基础上，既具有不易摧毁的力量，又可以

进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其实，这是不对的。农民势力要能稳固，土地问题要获得解决，最

主要的还是要有拥护农民利益的政权为之保障。至少也要农民的组织极为坚强，有足够的武

装力量为后盾，才能逼使政府当局向农民的要求让步。否则舍本逐末，徒具轰轰烈烈的形势

的农民运动，终归要遭到失败的命运。

中共所领导的农民运动，较之中国历史上所发生过的农民暴动自然远为进步。过去的农

民暴动大致都受了迷信、封建、帮会等等落后意识的影响，往往为野心家所利用，来实现他

们的成王败寇的个人抱负。中共则受着共产党国际无产阶级领导广大农民这种理论的影响，

并有近代思想的薰陶，其组织办法，也不是已往的宗法传统，而是近代的民主方式。中共的

目的固然也在夺取政权，却也具有真正改良农民生活的坚强意识。武汉时期的农民运动是中

共发展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尝试，这个运动当时虽然失败了，但后来事实证明中共确能在这个

失败的教训中，获得了不少的宝贵经验。

为了便于说明武汉时期的农民运动，首先追溯一下在国民党革命中农民运动史的发展，

实有必要。在中共方面说来，陈独秀先生是首先注意农民问题的人，他在五四时期的著作中，

就曾指出义和团式的运动，是守旧落后而含有迷信观念的①。后来，他一直坚持这种观点，

不愿中共圣洁而近代化的理想，受到那些反动观念所影响。可是中共的领导者们，包括陈独

秀先生在内，对于国际和国内农民运动史的发展，没有深入的研究，因而中共没能及时形成

一个明确的农民运动与土地革命的政纲。

中共同志中最先从事农民运动的是彭湃，这个出身于世家的知识青年，在陈独秀先生思

想影响之下，于一九二一年首在广东的海陆丰，从事组织农会，他的初步理想，不是甚么土

地革命，也没有农民暴动的想法，而只是要解除一些农民的切身痛苦，从此，广东的农民运

动，日渐发展起来，跟着也发现了不少的新问题。

直到北伐的前夕，中共中央一九二六年七月间扩大会议，根据农民运动在广东已有较大

规模的发展的事实，制订了农民运动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钓要点在经济方面是减租减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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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要求农民所得不少于收获量的百分之五十，借款年利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反对预征钱粮及

苛捐杂税等。在政治方面，农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县长民选，民团不得逮捕审判农民等。

在组织方面，强调农村联合战线，规定农民协会的组织不准大地主和高利贷者参加，但应团

结雇农、佃农、自耕农与中小地主，对并非作恶多端的大地主保持中立关系，对劣绅土豪大

地主则予以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