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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和领事馆的行为，是尚未退却的敌军残部，在抢劫混乱中所干的。

他描述南京惨案发生后，立即引起反帝的怒火。北伐军和南京民众，原受着历次反帝运

动的洗礼和汉口收回英租界的鼓舞，现在复目击外舰轰击的暴行，反帝情绪自然有如波涛汹

涌，随时都可能招致外人干涉。他一心忙着鼓励反帝运动，同时又要防止侵犯外人生命财产

的行动之继续发生。其他的同志们和二六两军的首脑们的注意力，亦大都侧重在这一方面。

他又说到，几天以后，他发觉南京周围的军事要地，都已为蒋介石的亲信部队所占领及

设防了。二六军的大部却散处在南京城内执行着维持秩序的任务，显然，在对蒋的军事上已

处于不利的地位。后来蒋氏又续调部队向南京周围集结，加以压迫，程潜部就不得不退出南

京。他也因南京的大势已去，只好来到武汉，再作计较。

彭述之叙述这些经历的时候，曾面带愧色的自承对于处理军事斗争缺乏经验。我也曾怒

斥他的无能，指出一着之差，影响了全局；为何反帝的偶发事件，放松了控制南京地区的军

事布署。其实，我当时对他的责备，不免是过分了，因为处理的权力完全握在程潜的手上。

程潜之所以失去南京，踌躇不决是一个重要因素。他究竟不是中共党员，不能和中共党

员一样的坚决反蒋；而且二六两军的军人们多系湖南籍，他们的家属受到湖南农运的威胁，

也有不满武汉左倾作法的情绪；再说他们与唐生智是不和的，对蒋又并无深仇大怨，那里肯

替人火中取栗，守着南京与蒋硬拚起来呢？鲍罗庭没有充分估计到这些情况，以致铸成大错。

林祖涵也就因程潜反蒋的不够坚决，从此离开了第六军。据说他们这两位老朋友，还曾因此

拍桌子对骂了一阵才分手的。

当时在武汉方面看来，失去了对南京的控制，是十分丧气的事，这是反蒋计划第一回合

的失败。鲍罗庭对这一点尤为伤透脑筋。其实，形势比人强，双方的胜负，也并不是决之于

南京的得失。

三月二十六日到达上海的蒋介石氏，展开了反共的激烈行动。他开始以恐怖手段来摧毁

中共。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由上海发动了国民党清党运动，大规模屠杀中共党员，并迅

即普及蒋氏势力所及的区域。同时他扫除武汉政府在长江下游的势力据点：如四月初，二六

两军之被逼撤离南京；四月二十日，宋子文的财政部上海办事处，被蒋氏下令撤销等。他更

进而在南京另建一个对抗武汉国民政府的中心。四月九日蒋氏由上海移驻南京，召集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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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中央会议，四月十八日正式在南京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革命阵营内深刻的分裂，乃以宁汉

的对立著称于世。

从中共的角度来看这些演变，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确是太缺乏经验和应有的警惕了。它

天真的执行着国共合作的政策，对民族统一战线怀有过高的幻想。其实，军人们的独裁气质、

封建保守势力的顽固性、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和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都是中国社会结构的

特征，在反帝的立场上，这些成份也可能表现出民族革命的意识，但在社会改革问题上，却

是革命的阻力。而且中共不免从有利于革命方面来看问题，陷于自我陶醉的境界；既看不清

甚么是国民革命所能容纳的限度，也没有深刻觉察蒋氏势力的本质。

在上海克复以前，中共曾领导上海工人举行过三次暴动。第一次是为了响应夏超在浙江

的独立，发生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旋因夏超的失败而中止。第二次又为了响应北伐

军的占领杭州，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举行暴动，惟以北伐军未能即时向上海挺进，再告

失败。到了三月二十一日，也就是北伐军占领上海的前夕，中共才成功的组织了第三次由工

人暂时占领上海的大暴动⑨。

上海工人的这些暴动都是国共合作政策的产品。暴动的时间是由蒋氏的代表钮永建根据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