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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不会如威金斯基想像的那样恶劣。

威金斯基终于无法扭转鲍罗庭的做法，怏怏的返回上海。他行前曾向我表示，中共中央

不在这里，是无法限制鲍罗庭的行动的。他确认中共中央有迅速搬来武汉和立即筹备召开中

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必要。他后悔他这次确实来迟了，以致无能为力。他应允回上海与中共

中央商讨，以谋妥善解决。

可是后来事实证明，威金斯基回到上海以后，也不能很快的改正中共中央所抱“上海第

一”的倾向。它依然留恋着上海，等到它后来搬到武汉时，已在四月十二日上海遭受了大灾

难之后；同时，武汉也已到了“夕限无限好”的时期，难于有所施展了。总之，在后来国共

这一幕大打斗的闹剧中，共方领导上的无力和内部的纷歧，暴露无遗；而蒋介石将军却在那

里采取主动，独断独行的干下去；胜负之数是毋待龟卜的。

①冯玉祥的国民军自一九二六年春为奉直联军所败，便向西北退去，冯本人赴苏俄考察。他的第二军之

李虎部和三军之杨虎部则退守西安，为吴佩孚部所包围；一直等到冯玉样带着苏俄顾问，自俄归国，决心参

加国民革命，于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七日在五原誓师，西安被围已达八月之久。据冯玉祥说，当时他的作战方

略，本有“由南口攻北京”和“解西安之围而出潼关”两条路线，后因李大钊先生的建议，他才决定采用往

西安出潼关的计划，卒于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解西安之围。（见冯著《我的生活》第六一九页，上海教

育书局民国三十六年初版。）

②条件全文见宋云彬著《中国近百年史》，第二四七页—第二四八页，新知书店，民国三十七年港版。

第三章清党与宁汉对立

武汉南昌间建都之争迅即转化为军权与党权之争；接着又激荡成为蒋氏所领导的反共阵

线，与武汉所领导的反蒋阵线的对垒。这个剧烈的斗争形势演变的结果，是蒋氏逐渐占了上

风，武汉则相形见绌。因为蒋氏不仅握了兵权，而且获得旧社会保守势力的支持；南昌克服

之后，显然又得着外力的支援。而武汉的反蒋阵线却具有先天的不稳定性，意志又不统一，

因而易为蒋氏的反共旗帜所击败。

武汉方面因建都问题展开反蒋攻势时，声势原是颇为浩大的。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武汉三镇国民党组织举行代表大会，董必武任大会主席，致开幕词。联席会议主席徐谦往会

发表演说，强调维护党员，军事领袖必须服从党的领导等等言论。会议通过下列决议：一、

加强中央权力；二、统一党的领导机构；三、立即召集中央全会解决党的问题；四、欢迎汪

精卫复职；五、昏庸老朽之辈站开；六、拥护国府外交政策，反对党内反动分子与帝国主义

妥协的企图。会场并高呼“打倒张静江！”“反对军事独裁！”“反对反动派！”等口号。这一动

人的举措，不用说，自然是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协同进行的杰作。

武汉南昌双方，都曾主张召集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以解决党内纠纷；但

对会议的地点，则各坚持要在本身势力范围内举行。换句话说，蒋氏主张在南昌，联席会议

则主张在武汉。此外，双方又都标榜着以“救党”为己任，互责对方违反党纪。蒋氏曾指徐

谦窃据党权，漠视他的国民党中常会主席的职权。

对于会议地点的争执，胜利属于武汉。因为当时大多数国民党中央委员都荟集在武汉，

而且一致主张在武汉举行；使蒋氏觉得如果坚持己见，无异自招独裁之讥；同时，他正锐意

经营东南，已有实力第一的想法，根本就瞧不起甚么会议的决定；而且南昌的国府主席谭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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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七日偕陈果夫等到达武汉，蒋与张静江则留驻南昌，未出席这次大会。

从莫斯科回来的谭平山于二月底到达武汉①，他积极支持鲍罗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