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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议中

共中央应即准备，以便从速迁往武汉。我的理由是中共中央不能老在上海“亭子间”里，对

各地的革命与战争，遥遥作书面的指导；应该移到中心地点的武汉去，抓紧时机，实地指挥。

我指出这与中共中央和鲍罗庭的北伐应以武汉为据点，沿京汉线向北发展的战略是相吻合的；

而且武汉一经成为政治中心，则湖北区委的职责必随之加重；中央如仍留在上海，则前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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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海广州间意见分歧的流弊，难免不重演于沪、鄂之间。但陈独秀先生等大多数同志，仍以上

海是照顾全国的中枢、武汉局势尚未稳定为理由，搁置了我的提议。仅议决派我为中共中央

全权代表赶往武汉，独当前线指挥的重任。

我于九月十一日到达汉口。我的使命是：指导湖北区委、发展工农势力、团结国民党左

派、争取北伐胜利等。当时武汉还是处于军事占领的阶段，直到该年十二月间，鲍罗庭偕一

些国府委员来到武汉，筹备建都，武汉政府时期才算真正开始。在此以前，中共在武汉的工

作可以说都是由我直接负责的。

初被攻克的汉口，一片战时景象。吴佩孚所统率的刘玉春部困守武昌城，与围城的北伐

军第四军相对峙，战斗时作时歇，枪声炮声在汉口清晰可闻；武汉间的水上交通，自然也断

绝了。其他较远的地区，战事也正在进行中。北伐军虽有胜利的信心，但一般市民多意存观

望。

汉口是我工作过的地方，从一九二三年春“二？七”罢工失败我潜行离开这里，到这次

重来已是相隔三年零七个月了；不用说，有些地方已有人事沧桑，面目全非的更易。中共湖

北区委会尚被困武昌城内，与外间隔绝；它设在汉口的办事处，座落在原来的后湖区靠近唐

生智总指挥部的一个里弄里。那一带在一九二二年的时候，是一片绿波的后湖，我曾和“二？七”

被杀的施洋律师，在湖上泛舟游览，听那位“汉口通”的施律师滔滔不绝的叙述有关该湖的

掌故。曾几何时，不仅施律师墓木已拱，后湖的大半亦已填成陆地，并新建了一些稀稀疏疏

的西式房屋，湖北区委汉口办事处的房子，就是其中的一幢。

汉口，这个古老的城市，除静悄悄的租界外，正在披上革命的新装。吴佩孚衙门换了主

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在各处飘扬，各军事单位和各级政治部所张贴的五颜六色的标语，

随处可见；其中也夹杂着高级机关的正式布告。所有动人的主张，悦耳的词句，琳琅满目；

革命的支票似乎可以任意签发，不必顾及能否兑现。各种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从地

下钻出来；大街小巷常发现这类机关新挂起的招牌。中共湖北区委会多数负责人被困在武昌

城内，汉口办事处的人手极感不足，一切工作是茫无头绪的；我这个初来者正忙于建立一个

秩序出来。当时我所最注意的是争取军事胜利的工作，现在我就从这一点说起。

蒋介石的北伐比前此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北伐，力量既较雄厚，时机也较成熟。虽然北

伐军在数量上仍居劣势，准备不算十分充分；但它的敌对方面—北洋军阀，已有土崩瓦解之

势。北伐之初，北洋军阀系统中的杂牌部队，即多转向投靠革命。原驻湘西的贺龙部、贵州

的袁祖铭部、湖北的刘佐龙部、江西的赖世横部等，就继唐生智之后，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的

番号。他们的转向不仅壮大了北伐军的声势，在事实上也为北伐军开了路。后来在北方，继

之投靠革命的更是不胜枚举，如阎锡山的晋军，就是个例子。

北伐的进展，最初确如陈独秀先生的估计，是防御吴佩孚、叶开鑫的进攻的；但等到北

伐军集中湘南，向长沙进攻之时起，就转到了大踏步的进攻战。进攻的策略以及后来的发展，

并不如鲍罗庭最初在广州所策划的一样，即在击败吴佩孚之后，不仅循京汉线北上，而且分

兵入赣，再溯江而下，去解决盘据宁沪一带的孙传芳。这在当时军事情势上和北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