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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斯基只是奉令行事的人，

不敢有任何异议。陈独秀先生和我虽曾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痛陈必须退出国民党的利害得失，

但讨论结果，我们大多数人仍不得不主张遵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我们再三计议，决定了应付国民党的方针，即团结左派，抑制蒋介石和打击右派。我们

认为经过三月二十日事变，国民党左派固然暴露出它的脆弱性，但仍拥有可观的潜势力。我

们同情左派希望汪精卫能东山再起的愿望，而且事实上没有了汪精卫也无法团结左派。我们

这种尊汪抑蒋的想法，也不过是在于使军权不致过份提高，避免右派利用军人作怪，当时还

没有根本反蒋的意思。

我们对国民党要求组设两党联席会议的事，接受鲍罗庭的建议，不予重视。如果国民党

提出正式的邀请，我们决派代表前往广州出席，但主张会议必须有建设性，不必斤斤计较两

党的利害得失，而应以两党今后如何密切合作为主题。中共中央并推选瞿秋白、谭平山和我

三人为将来出席联席会议的代表。

跟着我们接到中共广东区委会的信，报告张静江已口头通知邀请中共代表前往出席联席

会议。因而中共中央派我先到广州去，与国民党中央商谈联席会议举行的程序问题。我在上

海仅仅停留了约一个星期，又匆匆的在广州市出现了。

小别后的广州，有了显著的变化。北伐的声浪在各处洋溢着，两党的联席会议似并不为

人所关怀。据陈延年告诉我，除张静江曾口头提过以外，此后并未再接到国民党中央的书面

邀请。鲍罗庭也说，没有人向他提过联席会议。我访问谭延辏В��硎荆骸跋衷谌嗣撬�⒁獾摹�

是北伐，联席会议的事没有人再提了；这个会议如果举行，那里会从两党积极合作方面去着

手，必然又是为一些纠纷问题争吵一阵。”他并建议我不必为此事去找张静江。两党联席会议

就这样胎死腹中了。我也乐得不再闻问，暂时住在东山那幢花木扶疏的住宅里，享享清闲旅

客的清福了。

一般人对北伐寄予莫大希望。国民党人士尤为乐观，似乎革命成功指日可待；中下级军

人更在那里磨拳擦掌，要在挥军北进中一显身手；工农群众也寄望藉此解脱多年来北洋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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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的压迫；商人和市民也为北伐而高兴，因为广东的军队北上了，他们的负担将可减轻。

少数军事首脑对北伐却怀有不同的打算。也许广东人的排外心理是较浓厚的，使外籍的

“英雄”总觉得广东并非用武之地，如果能回到长江下游的本土，或可建立霸业之基。有些

广东籍将领则不免想到如果这些外省“英雄”，到省外去打江山，他们就可成为广东的真正主

人了。大多数客籍将领都觉得到外省去打天下，可解除现在苦闷而获得发展机会。因此，“北

伐”的代名词，是“向外发展”，向外发展此一政策，既可减轻内部矛盾，当时北方政局混乱

也使人觉得北伐时机不可错过。

广东统一之时，蒋介石将军即不同意季山嘉派兵到北方去支援冯玉祥的主张，而提出了

从速准备北伐的要求。是故国民党的领袖们一早就开始了准备工作。一九二五年冬，由于汪

精卫与广西军事领袖李宗仁的联系，李宗仁于一九二六年二月间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

从此不仅两广统一，也增加了北伐的资本。

前此孙中山先生北伐，赵恒惕所统治的湖南往往挡住他的去路。现在情形变了，湖南有

一部分军事实力自愿为北伐开辟道路打先锋。驻扎在湖南的唐生智师（系赵恒惕部第四师师

长），早与广西军人互相联络。一九二六年二月，唐生智进兵长沙，逐走了亲吴佩孚的赵恒惕，

并继之为湖南省长。后因统一全省军事问题。原隶赵恒惕部第三师师长叶开鑫不愿就范，并

勾结吴佩孚派兵入湘增援，战斗结果是唐部不支；于四月二十四日退守衡阳。唐向两广告急，

希望派兵援助。五月间李济琛的第四军和李宗仁的第七军各一部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