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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集权，

会扼杀一般同志的活力，因而被视为“实际工作派”的首脑。当时李立三、刘少奇、邓中夏

等，与少共中央委员恽代英等以及众多的地方组织的同志，都或多或少的支持这种观点。

李立三尤其反对彭述之的作风。他是个热情奔放的汉子，只求工作实效，不惯组织的约

束。他所主管的上海工运工作也多采取速战速决的行动。对于工作方案，要经历上海区委、

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屡次的商讨，许久才能解决，表示不耐烦。他老是以“急

待解决”为理由，要求举行联席会议或另行指定一个行动委员会来处理。他更不愿听那些马

列主义的说教，认为坐而论道只能贻误事机。他在上海工运中进行工作时不用说服的方法，

而采取强迫的手段。他认为根据实际情况的行动是最重要的，甚么“中央集权”、“一知半解

的教条”，都是废话。

在当时幼龄的中共，一切都是为了急赴事功，因而这种歧见未致演成严重的争执；但后

来中共内部的一切纠纷，却多少与最早的这种分歧有关。不仅武汉时期的中共内部纷争是循

着这个脉络而来的，即后来米夫派的王明、秦邦宪等，也多少继承着彭述之的衣钵，而后来

毛泽东的“马列主义中国化”，则与当时的实际工作派，可说是一脉相承的。

①第四次代表大会当选的中央委员的名单，我已不能完全记忆清楚。只记得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

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彭述之、罗章龙、项英、王荷波等十人是当选的。其中李大钊、罗章龙二人，当

时在北京，谭平山在广东。

②汉冶萍工会是由安源煤矿工会、汉阳钢铁厂工会、大冶铁矿工会联合组织起来的，为当时长江中部一

带的主要工会。

第二章职工运动的复苏

由于工会组织的恢复，一九二五年春各地的罢工事件日益增多；而这年二月间上海日本

纱厂工人的罢工，又是“五卅”运动之前，罢工规模最大的一次。

在列强之中，日本在华工业是首屈一指的，它利用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在中国境内开设

了各种工厂。那时日本在中国境内所设置的纺织厂，共有四十一所，在上海一地即有三十七

个厂。纺织业间的竞争相当剧烈。日厂资本既雄厚，又有不平等条约为护符，不惜采取降低

劳动待遇的手段，来维持和增加利润；同时对中国民营的纺织厂；积极进行吞并和排挤。这

些事首先引起纺织工人酝酿反抗，也引起中国工商界的愤怒。

日本纺织厂中资力最雄厚的是“内外棉株式会社”，它在中国有十六个厂；其中十一个在

上海。中国工人在“内外棉”做工的境况之惨，简直如处地狱。工人分日夜两班，每班每天

工作十二小时；众多的女工和童工，每天平均工资不过一角多一点（约五分美金）。他们的食

宿条件，坏到难以形容。管理工人既严格周密，额外克扣工资的事件，又层出不穷；打骂工

人，更是司空见惯。进而发明了一种独特办法来榨取利润；它利用中国人民的困穷和大量失

业，招收大批男女童工，设立集中营式的训练所，名之为“养成工”。以这种“养成工”制度，

用来对付反抗力较强、工资较高的男女成年工人，因此，成年工人之被淘汰者，日益增加。

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内外棉”第八工厂传出大批成年男工被开除的消息，引起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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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骚动，并发生逮捕和殴打工人的事件。二月九日，工人开始罢工；罢工的主要口号是“反对

东洋人打人”；罢工风潮迅速蔓延到二十二个在上海的日本纱厂，罢工人数达四万余人。

这次罢工具有反日的性质，获得上海各民众团体，如学生联合会等的支持。二月二十五

日，上海总商会出面调停。日本厂方接受了“不得无故打人”等四个条件，罢工才告结束。

这次罢工虽未获得全部的胜利，但上海纱厂工会的势力，却迅速膨涨起来（日本纱厂工人加

入者增至九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