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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不应该的。

第四次代表大会后的中共中央组织日趋庞大，会议更是频繁；一切事务，就得循着组织

的体系，经过复杂的手续来处理；陈独秀先生的权力也就因之扩大了；甚至各地方组织的负

责人亦多由中央委派。接着，中共内部，所谓实际工作派和留俄留法书生派之间，也出现了

互相磨擦的倾向。

陈独秀先生以中央书记的身份领导中央秘书处，并兼任组织部部长。中央秘书处主管行

政事务，设秘书一人，受书记的指挥，总揽各项工作。这个职务最初由一位姓任的同志担任，

不久就由自法返国的王若飞接替。秘书处之下分设文书、财务、发行、交通四部分。中央的

一切决定均由秘书处作成正式文件，分送各地方组织遵办。财务是完全秘密处理，并不提交

中央会议讨论。当时中共经费主要是倚靠共产国际的支持（党员所捐只占小部分），由陈独秀

先生根据需要与威金斯基商定。

陈独秀先生所兼任的中央组织部，较以前也大为充实。以前党员人数很少，组织部工作

简单；到了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党员数达千人，且还在增加之中，组织部的工作才开始繁

复起来。这时组织部内有党员调查登记、工作分配、党员训练等三部分。一切人事的调动，

均由陈独秀先生以组织部长的名义，提交有关的会议通过任命。

中共中央的宣传工作也同样繁重了，彭述之任部长；他有一幢三层洋房的办公室，负责

指导党内宣传工作；包括通俗宣传、政治宣传及党员文化教育等工作。至于《向导》等党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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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的编辑，中共中央认为是其有政治指导作用的，由蔡和森、瞿秋白主编；其编辑方针直接由

中央议定，不受宣传部的管辖。

我所领导的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也算得是人才济济。委员除我以外，有曾主持安源路

矿工会（后来又扩大为汉冶萍工会②）的主角李立三、刘少奇；曾在北方主持工运因无法立

足而来到上海的邓中夏；在武汉从事秘密工会活动的项英、林育南；出狱不久的李启汉和浦

口铁路工会的领袖王荷波等。我任主任，主持决策。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刘少奇助理。李立

三则专负上海工会的领导责任。邓中夏那时在上海大学任教，负责物色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工

会工作。其余的委员多分赴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