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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明情况后，再行决定态度。

我立即为张太雷去日本的事向马林提出质问，马林认为应当派人到日本去联络，这是最

重要的；中共中央既然赞成这个大会的举行，就应积极支持；至于派张太雷去日本事先没有

征求中共中央的同意，那只是手续问题。他觉得为了秘密和迅速的原故，他这样做并没有错。

这种答覆自然不能使陈独秀先生满意，他仍认为这是抹煞中共中央地位的明证，因而中共中

央与马林之间再度陷于僵局。

陈独秀先生几次拒绝了马林要与他会晤的要求。他在那里筹谋撇开马林，独立进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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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的计划。他指责张太雷擅自服从马林的差遣为不当，他也没有召集中央的会议来从长讨论。

他表示让他作一番准备之后，再行开会切实研究。我看见这种各走极端的情形，除尽力做些

工人运动以外，也不愿多表示意见。

这样拖延了两个多星期，到了八月下旬，张太雷从日本回来了，他先来看我，说：“李

达和周佛海写介绍信要我去东京找施存统，可是他们又暗中写封信邮寄给他，叫他不要理睬

我。”他认为如果那位素未谋面的施存统果真不理他，那他在东京的任务就无法达成；而且

自身也将因此陷于险境。他接着向我叙述，幸好经他向施存统详细解释后，施反将李、周两

人寄的信给他看，并且领他去访问日本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山川均、堺利彦等人，面交了共产

国际邀请他们派代表出席的密函。他们已经答应派代表出席，他的任务总算是完成了。我听

了他的话，颇为生气，冲口道：“岂有此理，这件事我完全不知道，请你在这里等一会，我

去质问李达和周佛海去！”

恰巧李达和周佛海都在陈独秀先生家里，我辗转找到陈先生处，向李、周二人说：“你

们为何写信要施存统不理会张太雷？你们知道这样做可能发生的后果吗？”陈先生抢着回答

说：“是我请他们写的，怎么样？”我又毫不客气的答覆：“如果是你的主意，那就更糟了。”

接着说明：马林和张太雷固然都犯了擅自行动的错误，然而我们不应当因此就使张太雷在东

京陷入险境，万一因为我们的阻拦使日本没有代表参加远东劳苦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张太雷

因施存统的不理睬而为日本警察所注目，甚至因此暴露这一秘密，我们将何以自解？

陈先生也气愤地向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