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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建立了一个小办公室，管理我新阶段的生活。

退休后不久的一天下午，我驾驶的老式“富豪”轿车（我不止一辆这种轿车）偏偏在高峰时间行驶在环形路上时没有汽油了，这次我真正深切地感受到生活的变化。一位亲善好施的人在我后面停了车下来，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把我的车横穿3个车道推到路边上。这3个车道上满是回家的车辆，司机不耐烦地使劲按喇叭是可以理解的。我把棒球帽檐使劲朝下拉，没有任何人包括下车救助我的那个人，认出未能及时给汽车加油的这个人就是当年曾指挥千军万马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我正要用汽车上的移动电话给我的办公室打电话，一名交通救援警官赶来。

“怎么啦？”他问道。

我又向下拉了拉帽子，向他说明了情况。他有板有眼地向我发表了一通“千万不要在环形道上没有汽油”的训话，接着走到他车子旁边，拿出一根大概只有麦秸杆粗的软管，向我的油箱里注了半加仑汽油，然后就走了，他也没有认出我来。我在最近的道口把车驶出环形路，遇上另一次交通堵塞，又燃尽了汽油。我对自己说，鲍威尔先生呀，当一名平民百姓比你预计的要艰难得多。

我虽然从军队退休，但生活依然紧张。写这部自传是一种新的冒险，演讲日程也排得满满的。我的个人生活很简单，自由自在。我世面见得多了，在飞机上生活了多年，对旅游不再感兴趣。阿尔玛一生辗转东西南北，现在想建设自己的安乐窝。在我们确实要到外地去时，一般是抽几天去长岛看罗恩·劳德斯等朋友，或拜访表弟布鲁斯·勒维林。不过我们经常在雪地里赤脚行走，去看我们演员女儿琳达的演出。1994年，迈克和简在等待他们的新家建成时，暂住在我们这里；其间他们有了另一个儿子——布赖恩。有孙子住在身边我们感到很幸运，和他们在一起我们极为快乐，两方面的好处我们都捞到了——既享受了同孩子在一起的欢乐，又不负什么责任。阿尔玛和我请客不多，只是偶尔与几位朋友互请吃饭。对我来说愉快的晚上就是坐在安乐椅里看电视播放的老电影，特别是音乐片，其中我最喜欢的是上面提到的《音乐人》，还有《俄克拉何马》和《小伙与少爷》。《卡萨布兰卡》、《催促者》、《生产者》、《拉文德山暴民》和《神经错乱》我看过很多遍，能够大段地背出台词。如果不看电视，我就读书。我的兴趣不拘一格，从历史到几乎任何人的传记，还有一些小说。军事著作只是偶尔读读。

我们像在五角大楼中那样喜欢听听音乐，最喜欢的仍是即兴讽刺歌歌手。我还爱听阿雷塔·弗兰克林、卡利·西蒙、卢·罗尔斯、保罗·西蒙、安妮·默里、纳塔利·科尔的表演和安德鲁·劳埃德·韦伯演奏的任何音乐。不过不喜欢听硬性摇滚和叩击音乐，这可能就是代沟吧。我也喜欢古典音乐，但不要问我在听什么，因为我对那些曲子分辨不清。在冠军赛期间我爱看电视的足球节目，在棒球季节外出到公园里去仍能发现有典型美国风味的东西。我曾经在体育上小有名气，是垒球的长球击球手，短网拍墙球运动员，但这种岁月一去不返了。现在最耗费我体力的运动是踩健身脚踏车。在汽车车罩下面弄得满是油垢是我最愉快的消遣。现在我的骄傲和愉快是一辆1966年生产的122型富豪旅行车，车的颜色是胆汁绿的，里程计上的数字约等于地球到月亮的距离。我花了500美元把它买下来，又花了1000美元才使它转动起来。

退休后阿尔玛和我有过一次不寻常的旅行，说起来这次旅行像是霍雷肖·阿尔杰的廉价小说的结尾。我的父母有一个小小的保险箱，妈妈去世后的一天，我清点了保险箱内的东西：几百美元现金，一对戒指，一个粗糙的油布票夹，里面有一美元钞票，这个布票夹是我上小学二年级上工艺课时做的，我父亲一直舍不得把它丢弃。真正的财宝是我父母来美国时所带的英国护照，上面贴着照片，这些照片是我看到的他们最早的照片。阿尔玛和我1993年12月动身去伦敦前，我又拿出这些照片来仔细端详。来自英国一小块殖民地的两个板着面孔的黑人移民的儿子现在将被英国女王册封为爵士。

12月15日，我们在旅馆穿戴整齐准备到白金汉宫谒见女王。通常很冷静的阿尔玛现在却不断地摆弄自己的服装。我觉得她看上去已经像王后一般了。我们到达后被领进一个房间里等候，在这里女王的侍从武官向我解释了受封程序。“当你们走进去后，”他告诉我们，“女王陛下就走向前把二等高级巴思爵士勋章授予你。然后你们就退出，除非她赐你们座。”我过去听说过这种区别：不赐座的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