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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七岁的青年男女（这是他们下放时的平均年龄）熬到了二十六七岁，这十来年来他们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请别忙责怪我撇开感情问题不谈，再热烈的感情最终还得服从于生存（如赵宁生和夏小洁的故事）。青春热血的他们如何解决*问题？这很实际，也很必要。但对此我和读者朋友们一样，一无所知。

在三余、在葛庄、在汪集、在整个洪泽县，常有类似的故事流传。一个女知青养了一条公狗，每天晚上搂着睡觉。或者，某个男知青搬了一张小板凳，站上去，从后面干一条生产队的耕牛。这样的事我宁信其无。但有一件轰动全县的案件，却是小陶亲眼所见（布告）。

那时，他已经在洪泽县中读初中了，一天，在街上看见了一张人武部张贴的布告。被宣判者是插队于某公社某大队某生产队的一名知青某某某，性别男，罪名是破坏春耕生产。小陶仔细阅读完全文，才知道那知青是如何破坏春耕生产的。原来，他奸污了生产队的一头母牛。母牛被奸污后犁起地来有气无力的，此时正值春耕大忙时节，于是便破坏了春耕生产。

回到上文，熬得住的，还得努力劳动和表现，因为总有一线希望。这倒是一件好事，省得精力无处发泄。直到有一天终于累垮了，生病了或者残废了。这也不是一件坏事，如此一来就可以办病退回城了。所以，病退也是继上大学、当兵、招工之后的另一条回城的途径。赵宁生最后走的就是这条路。

也许，我说得过于惨烈了一些。既然病退是一条回城的途径，想办法诈病的人自然不少，不必要真的累垮了、生病了或者残废了。以此方式回城的知青自然工作没有着落，二十七八了，还得靠父母养着。但他们宁愿如此。

再说那些熬不住的，就在当地结婚生孩子了。无论对方是农村的姑娘小伙，或者也是知青，都再也没有回城之日了。一家三口或者四口五口（得看生了多少）都是农村户口，和当地农民一样，得下田种地靠挣工分度日。这才是老陶说的扎根、打万年桩的意思。作为一名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至此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功德圆满。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叙述知青的种种出路，是因为，他们的今天就是小陶的明天。关于这一点，老陶的心里再清楚不过。别看小陶现在小学毕业了，上了洪泽县中，成了三余惟一的中学生，但他早晚还得回到三余，就像靳先生的儿子一样。

关于小陶的前途，当兵已无可能。不说别的，就说那副眼镜。上大学，就更无这样的奢望了。因为老陶、苏群以及陶文江都有政治问题。病退，往哪里退？老陶一家已经在三余了。仅有的两种可能就是进厂当工人，或者和当地的姑娘结婚，在三余扎根。二者必居其一。

洁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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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文江是老陶家最年长的人，下放那年，已经虚龄七十了。他的身材也是全家最高的，一米七八左右。平时，陶文江的腰杆总是挺得笔直。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但仍然十分浓密，一丝不苟地向后梳起，加上沉默寡言、表情庄重，不免让人肃然起敬。解放前，陶文江做过南京武定门小学的校长，在一次集体仪式上加入了国民党，一度还担任过国民党区分部委员。所以说，他是有严重的历史问题的。

解放后，陶文江即退休在家。从此他便不再提笔写字，作为一个读书人，每天只是翻翻报纸而已。到后来，他竟然真的不会写字了。当然，读书看报还是不成问题的。

陶文江很少发火，但一旦发起火来却十分了得。他会将手边能抓到的随便什么东西（比如一只茶杯）扔出去，同时大声地吼叫，声势可谓惊人。过后，他平静下来，再将地上的杯子碎片扫进一只撮箕里。然后拿来拖把，仔细地把地板上的水迹拖去。

*中，老陶家经历了不少危机，陶文江一如既往地不动声色，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当时，他的历史问题被翻出来重新审查。每周一次，陶文江要到当地居委会交代问题、汇报思想。回家后，他更加沉默了。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