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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敢犯上司。袁崇焕善待同僚，体恤下属，“焕得大将风，士卒同甘苦”。但是，袁崇焕不善于“应对”上司。有人说：“举世所不得避之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他不爱钱，不惜死，不辞劳怨，不避嫌疑，而秉性耿直，忠于朝廷，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他于经略王在晋：深受其倚重，并被题为兵备佥事；但是，“崇焕薄在晋无远略，不尽遵其令。及在晋议筑重城八里铺，崇焕以为非策，争不得，奏记首辅叶向高”。袁崇焕以区区小官，在唯诺成风的官场中，冒犯上司，径直奏记，是何等刚直，又有何等胆魄！他于大学士孙承宗：深受其器重，并被委任筑守宁远；但是，孙承宗、马世龙出击后金，兵败柳河；他不顾及孙承宗之情面而揭斥道：“前柳河之失，皆缘若辈贪功，自为送死。乃因此而撤城堡，动居民，锦、右动摇，宁、前震惊。”他于经略高第：高第代孙承宗后，谓关外必不可守，令尽撤锦、右将士入关。崇焕抗曰：“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高第没有办法，听其守宁远。他于督师王之臣：先是请移满桂往它镇，桂被召还，王之臣又奏留桂。“崇焕以之臣奏留桂，又与不协”。他于厂臣魏忠贤：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内外大权，一归忠贤”，魏忠贤“矫诏遣其党太监刘应坤、陶文、纪用镇山海关，收揽兵柄”。崇焕具抗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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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讲　崇焕死因（5）

兵，阴谋而诡道也，从来无数人谈兵之理。臣故疏裁总兵，心苦矣。战守之总兵且恐其多，况内臣而六员乎？又所辖之随行，军法不得问者，不知几许乎？昨部臣崔呈秀疏谏厂臣魏忠贤，约束内官，不干与部事。部事且不令干与，况呼吸存亡之兵事乎？

疏上，天启帝拒纳。崇焕虽尽力与忠贤委蛇，却终不为其所喜，而引疾辞职归里。袁崇焕一心忠君，以社稷为重，竭力抗御后金，图复辽东失地，因而敢于冒犯上司，不太注意与上级的人际关系。正如《天启朝袁崇焕人际关系的变化》文中所论：“他并不重视向上看的联系上级的人际关系，他重视的是同僚关系，以及与下属的人际关系。他向下看多过向上看，他不急于升官。”袁崇焕自赋诗句：“杖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是其价值取向，也是其孤迂性格的诗词表达。

第三，敢违圣颜。在帝制时代，君威至高，皇权至上。袁崇焕不仅犯上司，而且违圣颜。后者，仅举讲款与斩帅二例。讲款，为庙堂之大事。天启末讲款，袁巡抚首疏。辽东巡抚袁崇焕听闻后金汗努尔哈赤死，遣使吊丧，探其虚实。此事虽由内臣主持，却未先行奏请圣旨。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二十八，《明熹宗实录》载督师王之臣和巡抚袁崇焕奏报：“奴酋哈赤死于沈阳，四子与长子争继未定。”第二天即二十九日，袁崇焕复奏：“臣敕内原许便宜行事，嗣有的音，方与在事诸臣会奏。”可见，此奏上报之时，李喇嘛已派出。十二月十三日，《明熹宗实录》载：李喇嘛返回，袁崇焕奏报，得旨：“夷在，无急款以失中国之体。”此奏报虽优旨许之，后却频旨戒谕。“崇焕却藉是修故疆，持愈力”。而朝鲜被兵，言官谓款议所致。御史智铤、刘徽、李应荐等交章奏劾，甚至王之臣与袁崇焕缘此而“意见异同，遂成水火”。袁崇焕具疏抗辩，无济于事，宁锦捷后，引疾归里。右副都御史霍维华为其疏鸣不平，却得到“袁崇焕讲款一节，所误非小”的罪名。崇祯初讲款，袁督师又议。但是，仅崇祯二年即天聪三年（1629年）间，皇太极与袁崇焕往来书简12封，《崇祯实录》和《崇祯长编》均没有记载袁督师向崇祯帝奏报此事。斩帅，亦为庙堂之大事。袁督师计斩总兵毛文龙，虽同辅臣钱龙锡私商过，却未先请旨，先斩后奏，以致留下“擅杀”罪名。钱龙锡“悉封上崇焕原书及所答书”，得无死，遭谪戍。特别是朝廷派太监监军，他上疏反对。

袁崇焕墓

袁崇焕在奏疏中，陈述自己的性格称：“臣孤迂耿僻，原不合于边臣旧格。”孤迂、廉直、耿僻是袁崇焕重要的性格特征。因其孤迂，则是其所是，而行险路；因其廉直，则非其所非，而冒犯上司；因其耿僻，则不工阿附，而触违圣颜。由是，袁崇焕的孤迂耿僻性格与崇祯帝的刚愎暴戾性格发生了冲突。袁督师的历史悲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心理史学视角看，是袁崇焕孤迂耿僻性格与崇祯帝刚愎暴戾性格之间冲撞的结果。在帝制时代，正人君子，名节清流，仕途坎坷，难得通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