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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计划，国际贸易谈判进行了年复一年的磋商，但是这些谈判根本没有触及到一些关键政策，这些政策在最近几年对粮食价格有着深刻的影响。

当世界粮食价格在2007年开始快速上涨时，许多国家做出政策调整来试图限制国内粮食价格上涨。一些传统的粮食出口国采取手段限制粮食出口，将更多的粮食留在本地将增加国内粮食供应并降低国内价格。然而，这也意味着其他国家消费者的供应量下降，结果就是粮食进口国的粮食价格上涨。

与此同时，一些粮食进口国临时性地降低了关税并对其他政策做出调整来鼓励进口粮食。这有助于抑止这些国家的粮食价格上涨，但也增加了世界整体对于粮食进口的需求，推高了世界市场上的粮食价格。换句话说，粮食出口国和进口国做出的政策调整都是在帮助缩小它们自己国家内部的粮食价格上涨水平，但是对于国际贸易市场来说，这些政策起到了推高价格的作用。

由于世界上存在着众多相互矛盾的粮食政策，因此下一条经验法则比之前的一条更加微妙也就不足为奇了—国家政策能够推高和降低粮食价格，一些政策试图让国内粮食价格更加稳定，却使其他国家的粮食价格波动更大。

一个国家的政府决策对其他国家的农业经营者和粮食消费者产生连带影响。当欧盟和美国要求使用生物燃料时，就推高了亚洲的谷物和植物油的价格。当印度限制稻米出口时，就引起了非洲和拉丁美洲稻米价格的上涨。恰恰因为粮食政策具有穿越国界的连带影响力，因此它们也成为了国际贸易谈判中争议的焦点和最主要的困难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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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09年间的经验（1）

许多评论员长期以来众口一词地批评高收入国家的政策对其他国家的粮食价格造成了影响。几十年来，一个经常重复的论调就是农业补贴导致的生产过剩打压了世界其他地区的粮食价格。这使得高收入国家的农场主相对于低收入国家的同行拥有了不公平的优势，因为低收入国家无力支付昂贵的补贴计划。这种观点认为人为造成的粮食价格较低的局面打击了一些国家农村地区的发展，在这些国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比例很高，因此农村的发展对他们来说十分重要。在前两届的国际贸易谈判中，有一项被列出的目标就是要限制对世界粮食价格有打压作用的农业补贴的使用。

农业补贴依然是一个主要的议题，但是美国和欧盟的生物燃料政策成了2007年和2008年激烈争论的焦点。批评者认为这项政策就是生物燃料产量迅速上升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且2007年和2008年年初粮食价格的飞速上涨也是该政策的直接后果。粮食价格的上涨被当做是世界饥饿人口数量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引起许多国家民众暴乱，并且给粮食进口国造成了巨大的财务负担。广泛的呼声要求美国和欧盟减小或放弃它们对生物燃料生产的支持，进而缓和粮食价格的上涨。联合国粮农组织干事雅克·迪乌夫表示：“补贴和保护性关税政策居然有将1亿吨谷物挤出人类消费市场的效果，这其中的绝大部分被用来满足车辆的饥渴。”这种情况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3

这些对于高收入国家政策的两类指责看起来有点奇怪。问题在于，高收入国家的政策到底是打压了世界粮食价格，还是推高了世界粮食价格呢？事实上，它们两样都干了，尽管两种效果的平衡点随着时间发生了变化。低廉的世界粮食价格对依靠生产和销售粮食为生的人来说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昂贵的世界粮食价格对必须购买大部分或者全部消费所需粮食的人来说造成了不利影响。

某些生物燃料政策已经存在几十年了。巴西的政策鼓励对乙醇行业的初始投资，并且这个国家长期以来要求在汽油中混合乙醇。许多年来，美国提供了一项补贴来鼓励国内的乙醇消费并且推高了支付给乙醇生产商的价格。当石油价格从2002年每桶不到30美元涨至2008年中期峰值时的超过每桶130美元时，这些之前就存在的政策足以诱发生物燃料产量的巨大增长。

欧盟、美国和其他国家出台的新政策对生物燃料产量增长提供了额外的刺激。欧盟为交通燃料中的生物燃料所占的份额设立了目标，欧盟内部的国家有权决定这些目标具体以什么方式实现，但是许多国家选择了规定所有的燃料中都必须包含一定比例的生物燃料。这项政策引发的生物燃料需求的增长推高了欧洲生物燃料的价格，使得生产生物柴油和乙醇的利润空间变大，导致欧洲生物燃料产量出现大幅上涨，欧洲生物燃料进口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