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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斗，战果硕硕。

石达开与太平天国诸将帅有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本人精于谋略，有政治眼光，智在杨秀清之下，勇在萧朝贵之上，所以曾国藩和左宗棠对他都有正确的评价和估计。曾国藩讲：“诳煽莠民，张大声势，亦以石逆（达开）为最谲。”左宗棠讲：“石逆（达开）之来犯江西也，传檄远近，江西士民望风而靡，千余里间皆陷于贼。贼因兵因粮，附从日众。石逆（达开）抚其桀黠之民，以钤制其士夫，迫之从逆。”并且，“石逆（达开）狡悍若闻，素得众贼之心，其才智出众贼之上。而观其所为，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附会邪教俚说，是贼之宗主，而我之所畏忌也！”也就是说，在精读“教义”和实战之间，到达南京之后的石达开本人能跳出“上帝教”束缚，只把“教义”当成一种政治手段，绝非盲从盲信，能够因势利导，见人下菜碟，活学活用，所以他的许多政治举措，大得地方民众之心。

以石达开在安徽为例，由于他为人性情较为温和，在当地的政策比起其他地方的太平军来说要温和得多，也很少妄意杀戮。南京方面，洪、杨建设小天堂，废除私有财务，一切充公，大搞平均主义。而石达开在安庆等地，仍旧依照清朝旧制收缴田赋，按亩征粮，向牙行课税，不强迫居民男女分馆统一编制。特别可称的是，在稳定当地秩序的同时，他还设置乡官，开科取士，依靠当地人进行有效管理。他广泛搜罗读书人，珍惜人才，把不少人保送到“天京”做官，即使俘获乡勇团练首领也推心置腹加以招降，大有游侠古义之风。在安徽如此，在江西也如此，石达开督劝士民造粮册，按亩输钱米，使太平军军用充裕。由于他不强迫把民间财物充公，不扰民，以至于“颂声大起”，各郡县士大夫争相任职，以为“新朝”服务，视太平天国为“真命天子”之出。

但是，也正是石达开在安庆等地大得人心的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措施，使得远在天京的杨秀清对他心中更疑，怕他割据一方为大，很快就以“回援天京”为名把他调回。

结果，太平天国全盛之时，“天京事变”爆发，洪秀全、韦昌辉在天京城内杀得血如潮涌。

拨乱反正统帅——石达开1857年上半年的“辅政”

洪秀全杀掉韦昌辉、秦日纲之后，石达开于1856年底回天京。在众人推戴之下，洪秀全因时就势，封他为“电帅通军主将义王”，由“翼王”而“义王”，威望自可想见。

太平天国高层虽然因内部残杀大伤元气，但当时的全国大形势对太平军来讲非常有利。其一，捻军1855年秋天在安徽雉河集会盟，推张乐行为盟主，成立“大汉国”；其二，云南回回杜文秀1856年在蒙化造反，攻占大理，成立大元帅府；其三，1855年间贵州苗民、教军、号军到处起事，广东有天地会杀入广西浔州起事，福建也有小刀会和红线军四处乱起……所有这些起事之人，或多或少“遥奉”太平天国为宗主，在全国范围内牵制了清政府不少兵力，使得清廷焦头烂额，忧心忡忡。

为了稳定时局，在武昌失守、九江告急的情况下，石达开谋略长远，攻守兼施，大力起用陈玉成等将领，合理布置。西线方面，他指令太平军坚守九江以下长江水路；西南坚守江西；东线方面，坚守句容、溧水；在大别山区实施主动进攻——在石达开的正确军事思路指导下，太平军连下野城、六安、正阳关、霍邱，并于1857年初夏把战线推至湖北的黄梅、广济、蕲州一带，很有重夺武昌的势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天京大乱之后，由于指挥有方，太平军几乎所有在江西重镇，如九江、瑞州、抚州、吉安等地，一个未失，击退清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保证了“膏腴”之地粮米的供应。

形势大好之下，专喜“窝里斗”的洪秀全又开始搞事。杨秀清、韦昌辉被杀之后，洪秀全猜疑心加重，深恐石达开日后又会变成自己的对立面，便专信亲属，封大哥洪仁发为安王，二哥洪仁达为福王，主持军政大权。更可气的是，洪教主甚至把萧朝贵年仅15岁的儿子萧有和当心头肉，下诏说：“有不遵幼西王令者合朝诛之！”金田“首义”七巨头，至今已经只剩下洪秀全、石达开二人，而石达开威望又高，庸陋的洪教主不得不心惊。如果洪大哥、洪二哥有才有勇，也不是什么坏事，偏偏这两个王爷是那种贪淫之徒，连日后李秀成都讲：“主（洪秀全）用二人，朝中之人甚不欢悦。此人（二人）又无才情，又无算计，一叶固执……”

洪秀全这两位兄长，不是读书料子，均为花县种田汉。金田起义前夕，才由洪秀全派人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