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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雅与俗牵牵手，如何？＇序＇

张玉太

《睡城》即将面世。它要走到你我的身边了。作为它的责编；我甚感欣慰。两年多来，作者经冬历夏，数易其稿，终于捧出二十余万言心血之作。其间，我与雅鲁颇多晤面，谈文学走向，说文坛现状，嘲世风时弊，论诗文短长——自然，偷闲把酒，也不记得有多少回了。就这样，也许在观念的碰撞下迸溅出斑斓的文思，也许在心灵的交汇中拓展开别样的天地。雅鲁曾和我说起过，我们的每一次交谈，都使他获益匪浅，甚而至于在某次交谈过后，他会因此将其书稿从头至尾来一番修改。然而，我所欣慰的还不止于此。《睡城》是雅鲁的长篇Chu女作，是一部风格独特的文学作品，在我眼里，它更像个“另类”，显得是那么与众不同，以至于在试图将它“归类”时竟煞费踌躇。用一位读过书稿的小说家的话说，它“是目前长篇中不多见的有功力的一种”。

《睡城》满纸都是红尘事，但处处藏一“冷”字，有冷嘲，更多冷幽默，微笑之余会唤起某种警醒；《睡城》满目都是风月图，但不忘著一“雅”字，风流蕴藉处，诗心潜至，教人不作俗想。那里面的风月红尘，弥漫着，流荡着，扰攘着，真可谓风月红尘闹“睡城”。所谓“闹”，也是“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幽雅，而非喧嚣嘈杂。其人其事，其情其景，俗而有韵，雅而不枯，自有一派浓淡相宜的浑然气度。

我推许这部小说，正在于它既有老卜名医、男欢女爱的斑驳陆离，又有湖光山色、诗书酒馔的雍容典雅，可读性和文学性兼而有之。也因此，《睡城》触发了我对时下文学的一点思考。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有相当多的文学作品在努力向更广大的受众靠拢。时尚化，通俗化，轻喜剧式，甚至戏说式；对这一态势，颂扬者说是贴近大众，肯定者说是商品社会的必然，批评者说是媚俗——苛刻些的说是自戕。那样的作品，不能说不好，更不能予以简单否定。问题在于，文学作品还要不要保持足够的“含金量”。文学的现状已引起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文学界许多专家认为，目前文坛上，媚俗之风已经到了该引起注意的地步了。记得在一次会议上，一位作家、编审曾情绪激动地说，目前许多高印数高销量的东西未必就是文学。更有人大声疾呼，靠肉体、靠“下半身”拯救不了文学。是的，那不是拯救文学的良方——虽然靠它可暂时获取不菲的经济效益；再说，这办法实在有失我中华泱泱几千年文明古国的声誉。文学毕竟姓文，是文学的文，文雅的文，文化的文，文明的文。假如你写的是“消遣性读物”而不是“文学作品”，那自然另当别论。可那么多的媚俗之作，几乎都在顶着“文学”的帽子。这样，问题就来了。

记得有位评论家谈到，香港的严肃知识分子，将“文学”与“读物”分得很清楚，两者绝不混淆。他也认为，“读物”之有别于“文学”，其在于它“在现代社会中不是一种与现存社会制度相对立，进而尽到现代知识分子批判责任与使命的精神产品，也不是一种民族生命力的文化积淀，并通过新奇的审美方式表现出来的象征体，更不是凭一己之兴趣，孤独地尝试着表达各种话语的美文学”（陈思和《当代都市文学创作中的民间形态之一：现代读物》，一九九六年二月上海远东出版社《犬耕集》）。我同意将“读物”与“文学”作这样的界定。可是，现实当中，假如就这样分明地将“文学”与“读物”划出界线，各守一隅，也许并不妥当，其结果很可能两败俱伤——“读物”彻底地成为饭后茶余的消遣品，“文学”也彻底地将自己束之高阁。

值得玩味的是，那位评论家还指出另外一种文学现象，即某些作家或作品在“文学”与“读物”两个领域里同时承担价值，如劳伦斯、昆德拉、《金瓶梅》等。我以为，诸如现代钱钟书的《围城》、当代贾平凹的《废都》，也应属这类文学现象。

从某种角度说，这是个雅与俗的问题。

这个话题其实是老生常谈，也可说是旧瓶装新酒。似乎用不着讨论——谁都知道雅俗共赏好。然而，现实的问题是，我们除了四大古典及有数的几部现当代经典，又有谁能做到雅俗共赏呢？

非把这事做成完美，显然是知其不可而为之。那么，退而求其次，尽可能地教雅与俗牵牵手，如何？这不是降低标准，这是试图在为文学找寻或许可行的“第三条道路”。事实上，这条路许多人已经在走或正在走着，虽然大都走得不轻松。不轻松恐怕也要走下去，因为，这或许还是当代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呢。

生活有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