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部分(第2/4 页)

》杂志的编者的几封信里面，我想他甚至说过他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没想得太多。李大钊在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间，已经开始写文章称颂俄国的布尔扎维克（引者注：即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了，所以陈独秀比起李大钊来，在信仰社会主义方面却是一位后进。

“陈独秀在和北京警察搞了一段不幸的关系之后（引者注：指北京警察逮捕陈独秀），便离开北京，一去不复返了。其后只有一两次他乔装路过北京〔但未停留〕，数年之后他在有一次秘密路过北京时，曾来看我。但是无论怎样，自一九二○年一月以后，陈独秀是离开我们北京大学这个社团了。他离开了我们《新青年》团体里的一些老朋友；在上海他又交上了那批有志于搞政治而倾向于马、列主义的新朋友。时日推移，陈独秀和我们北大里的老伙伴，愈离愈远。我们也就逐渐的失去我们的学报。因为《新青年》杂志，这个〔传播〕‘中国文艺复兴’的期刊，〔在陈氏一人主编之下〕在上海也就逐渐变成一个〔鼓吹〕工人运动的刊物，后来就专门变成宣传共产主义的杂志了。”

胡适讽刺刷新后的《新青年》杂志，“差不多变成了《Ｓｏｖｉｅｔ　Rｕｓｓｉａ》（引者注：即当时一本进步的英文刊物《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两位“老伙伴”不光摆开“铅字阵势”，在报刊上鏖战不休，而且见了面，一个讲苏俄好，一个讲美国好，也争个没完没了。陈独秀挚友汪孟邹之侄汪原放的一段回忆，惟妙惟肖地勾画出这对“老伙伴”之间无可挽回的分裂。那是一九二五年冬，胡适来到上海治痔疮，借住于亚东图书馆。汪原放回忆道：“这位总书记（引者注：指陈独秀）有时会在夜间悄悄地来看望这位‘五四’时期的盟友。可是每次见面，总是以两人激烈的争吵而告终。一个讲社会主义好，另一个讲资本主义好；一个讲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讲实用主义（引者注：应为实验主义）；一个讲苏联如何如何，另一个讲美国如何如何，各不相让。有一天他们争得面红耳赤，大概胡适被陈独秀的批驳刺痛了，他一下子站起来……气急败坏地用手杖在地板上笃笃敲了几下，但他毕竟忍住了气，用绅士风度说了句：‘仲甫，我有事，你坐罢！’下楼去了。陈独秀气呼呼坐了好一会……也去了。……过不了几天，陈独秀会再来，重新挑起一场争论。”在《新青年》的“老伙伴”之中，倒是鲁迅仍与陈独秀同行。陈独秀一回回写信给周作人，请周作人敦促鲁迅为《新青年》写小说：“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一九二○年三月十一日函）“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一九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函）“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证正，寄来付印。”（一九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函）正因为这样，鲁迅后来在一九三三年六月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创作的经验》一书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这么提及陈独秀：“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鲁迅选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新青年》是当年享有崇高威信、发行甚众的杂志，它的急剧地向“左”转，使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迅速推及全国。

第四部分：初创跟张东荪展开大论战

在大动荡之中，分化是必然的。不光是“老伙伴”胡适转向，“新伙伴”张东荪也转到了对立面。陈独秀的《论政治》之中，点了胡适的名，也点了几个月前还在新渔阳里六号高谈社会主义的张东荪的名。

就在《论政治》刚刚发表，英国的一位名人受梁启超之邀，来到中国讲学。他叫伯特兰·罗素（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Ｒｕｓｓｅｌｌ，一八七二年至一九七○年）。他成为名人，由于他同兼三种身份：他是道地的数学家，曾与怀特海合著《数学原理》三卷，他的“罗素悖论”对二十世纪的数学产生过颇大的影响；他又是一位唯心主义哲学家，创立“中立一元论”，在当时被誉为世界三大哲学家之一；他又反对侵略战争，倡导世界和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被判刑下狱，获得人们的同情和赞颂。这么一位大名人光临中国，自然引起一番热闹。罗素在中国各地演讲，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基尔特——Ｇｕｉｌｄ，亦即行会。“基尔特社会主义”，亦即劳资合作的改良主义。张东荪是梁启超的“老伙伴”，一起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同创“研究系”。当这位由梁启超请来的贵客前往湖南讲演时，张东荪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