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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些恼怒。

“到底给了谁吗？”而她不依不饶。

“双手！”我大吼一声。

轶事

我在那个班集体里逐渐成为了一个可有可无的透明人，有时，我试图张扬或者蛮横，但是仍然没有注视的目光，没有人在意我的存在。去探望导师时没人通知我，班级聚餐时我不知道，大家郊游回来后看到照片我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回事。

于是，也就很自觉地把自己排除在这个集体之外，一个人只能呆在属于自己的空间。有几个女孩总是说我们班级人员关系太复杂，做事情不齐心，同时也为我没有参加这些活动而鸣不平。

最初，我以为是因为自己经常帮她们提水才获得她们的支持。毕竟电梯失灵时，提两瓶水上楼对女孩子来说比较痛苦。而当我碰到这种情况总是乐于帮忙，谁让自己年轻力壮呢。

后来才发现，这个班级里面只有几个人，极少数的几个人，是最终的受益者。相应的，就有受害者。

借给我画册《向左走向右走》的那个女孩可能是入学时最不幸的一个。那时候考研成绩前十名的同学属于公费生，只需要交一千元左右的住校费就可以了，而且国家每个月还发三百元的补助。听说她本来是第十名，但是却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顶替了，只是因为那人是导师的子女。

我无所谓，本来自己就是第12名。不过话说回来，如果当时努力一番的话，肯定也是前几名。但是会不会被顶替，那就不得而知了。

至于其他的遇难者，福建仔可能算是其中之一吧。他好像是因为公开支持另一名同学竞选班级优秀，而被学院研究生部党支部书记免掉了入党的资格，当然那个党支部书记也是我们班的。

是的，我们班本来就藏龙卧虎、鱼虾混杂。

最后，我们班唯一没有入党的就只剩下他，和我。

我们班级唯一的一次团结，是在西北大学“日本留学生辱华事件”上。记得当时大家听到消息后都义愤填膺、慷慨激昂，有的要去砸学校，有的要去嫖日本女人，还有的已经写好大字报准备张贴。但是学校及时召开紧急大会，特意叮嘱大家不可意气用事，严令游行示威。

最后，我们只能在自己的校园里面大喊大闹，敲锣打鼓，游行示威，感觉颇像耍猴。

对于这种和平的方式，好多人无法接受，于是乎又进行了坚决抵制日货活动。但是活动中并没有谁扔掉西铁城的手表或者砸坏佳能的相机，只不过是在一张白布上面签名。

我的字写得很差，所有没有去献丑。我唯一的贡献就是删除了电脑里所有的日本mp。

学校里面事情层出不断，各类新闻、花边消息也是以讹传讹。我记得好像大家一直谣传公共外语课老师——一个比较斯文的眼镜先生，批改试卷时从来不看参考答案和考生所写答案，只是把所有试卷往空中一扔，于是：掉在桌子上的是90分，椅子上的70分，地上的60分。

最终，经过一年的学习和考试，我真的相信了。

关于师生恋、花钱走关系入学、被人包养之类的，我倒不是很相信，虽然有人说过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但也不能随便冤枉一个好人。

在多数人眼里，我是一个好人。

我自觉打扫宿舍卫生、/炫/书/网/整理内务，上课积极替同学答到，打牌缺人时勇于参加，体育活动义不容辞。虽然恶作剧层出不穷，但从本质上看，我是一个好人，很好的人。

其实从小时候起，我就立志做一个好人，而且真的不偷不抢、不坑不骗。只不过，有时候爱打架。小时候的玩伴几乎每个都被我打过不下几次，中学时候班级群殴、各校争斗我总是乐此不疲，大学时候的死党也是不打不相识。

但是考上研究生以后，我变老实了，很规矩。除了一次踢球时，忍不住要殴打裁判，但是大家把我拉住了，因为大家都知道那家伙曾获全国轻量级拳击亚军。

不得已，以后我就不再去踢球。有时喝酒喝到高兴时就说：“你们想，如果那天我把他放倒了，我岂不是全国冠军？”

寒冷

经过接近半年的相处，和周边寝室其他专业的同学也渐渐熟悉起来。有时候大家会相互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一起站在天台上观看球场里的比赛或者评论下面过往的美女。而且，算是意外惊喜——认识了几个特立独行的人，感觉颇有意思。

一学哲学的哥们每天下午准时四点钟赤脚在操场上跑步，500米的跑道至少跑上10圈，风雨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