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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医院传来消息，上海女知青生下一个女儿，母女平安。大家对这个喜报激动不起来，悲观的情绪像虫子啃啮他们的心脏，要知道，产妇和婴儿对这群人来说意味着多了一个沉重的负担，原先还梦想越狱，你能背着孩子越狱么？你能把产妇孩子扔下不管么？！

两天后，卢先生果然自由了，他的那个有地位的当地朋友将他保释出去。卢先生的出狱极大刺激了男知青，郜连胜像狮子一样在牢房里走来走去，他变得越发烦躁和神经质，连睡觉都在说梦话：“越狱！越狱！……”

郜连胜的绝望像传染病一样影响男知青，他们开始认真研究怎样夺枪，怎样越狱，然后怎样击退追兵，从哪个方向沿着怎样路线上山去。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号始终困扰他们，那就是，你们究竟要干什么？

郜连胜回答说：“干革命！唤醒广大劳动人民，推翻反动政府！”

秦大力反驳说：“你懂缅语吗？连缅语都不会，怎么唤醒？”

郜连胜哑口无言。焦昆却喃喃地说：“我要去找父亲。”

余新华说：“你父亲在哪里？总不能像瞎子一样找下去吧？金三角有多大，你怎么找？你这一辈子也找不完。”

于是灰心和悲观绝望的气氛又像大雾一样笼罩他们，知青们整日懒洋洋的没有力气，个个都像患了恶性贫血症。现在就是放着越狱的机会，他们大约也懒得去冒险，与命运的抗争的结果是更加茫然，因此日子就像令人恶心的脏水一样慢吞吞从他们身边流过。又过了十多天，走廊里响起杂沓的脚步声，牢卒哐啷一声很不情愿地打开牢门，大声对知青吼道：“还不快滚！……下次再见到你们，决没有你们好果子吃！”

几个人还没有清醒过来，就被莫名其妙赶出拘留所。他们走出大门，看见一个中年男人站在明亮的阳光下面，手捧一束鲜花，亲切友好地朝他们点头微笑。焦昆最先认出那人是卢先生，他像孩子见到亲人一样，“哇”地放声大哭起来。

卢先生以一种看似漫不经心的口吻向知青提出一个意想不到的要求：“你们愿意做先生么？……去教那些中国人的孩子吧，他们需要先生。”

战争是一种类似在刀尖上行走的生活方式，你简直没法预料什么时候这把刀子会将你削成两段，或者削去你身体的某个部分，再不然就把你的同学朋友同你永远分开。刘黑子的朋友陈倭瓜、郑九九、郭老四就是因为这场该死的战争相继离他而去，陈倭瓜几乎没有落到全尸，郑九九踩上地雷身亡，而郭老四死得更惨，他被政府军抓了俘虏，绑在树上开了膛，活活喂了野狗。大约半年之后，刘黑子忽然向他的朋友李大毛和杨红梅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替他们打仗？”

朋友看着他，觉得这个问题很深奥，把“他们”同“我们”分开，说明刘黑子已经放弃弄个省长市长干干的雄心壮志。李大毛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说：“是啊，我们为什么要……打仗呢？”杨红梅的公开身份是游击队卫生员，她是刘黑子女朋友，他们很早以前就有了那种暧昧关系。她小声建议说：“听人说南边有个泰国，那里生活好，不打仗，人人都有汽车。我们往泰国跑吧。”

刘黑子说：“是资本主义吧？”

杨红梅没有把握地回答：“可能是吧。反正能过好日子。”

刘黑子一拍大腿，咬牙切齿地说：“日他妈！老子想来想去，就去找那个资本主义！”

逃跑是一种反叛行为，在游击队，两种人抓住没有好下场，一种是逃兵，另一种是叛徒。他们趁半夜下大雨逃离营地，躲进一个山洞，等游击队开拔后才沿着萨尔温江往南走。三个人在老百姓竹楼里换了便服，碰巧一队马帮到瓦城运货，经再三央求，并声明免费做脚力，首领才勉强同意让他们跟了一程。就这样，三个中国知青，他们既没有钱，当然有钱也解决不了问题，也不懂当地语言，不懂缅语、掸帮语、克钦语和佤语，再加上人地生疏，无论给游击队或者政府军抓去都没有好下场。但是他们有枪，凭着求生本能，小心翼翼，昼伏夜行，绕开大路村镇，沿着萨尔温江险峻的丛林小道往南走。其实小路也不安全，不但常有毒蛇猛兽出没，而且土匪强盗多如牛毛，防不胜防。他们变成惊弓之鸟，一刻也不敢离开枪，困了抱着上膛的枪打个盹，饿了到寨子里讨口饭吃，遇到老百姓的玉米红薯地就偷上一大抱，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