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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立足的地方被秦甲长探听到了，是一家名叫“白兰花”的剃头店，说是地处一个什么码头的附近。

官道上行人稀少，孔南生腰间缠着沉甸甸的银包，走起路来相当吃力，才离潘家灶三、四路，已经累得满头大汗，步子也越迈越小。银包里，装着约莫上百个大洋，另外肩膀上还斜挎着一只土布包袱，里面是几件换洗衣服，中间夹裹着一堆大小不一的银锭和碎银块，加起来也有一百多两。最紧要的，是贴肉穿着的一件细布小褂，胸口有一暗袋，内藏二张由东台的邮政汇兑局开发的邮政定额汇票，面额为五百大洋，二张共一千元——孔南生简直不敢相信，这么二张薄薄的桑皮纸，竟然能代替一千个大洋——这二份定额汇票是自家当铺的帐房先生陪同孔南生前去办理的，按规定，每张定额汇票的最高限额为五百大洋，每人每日只能以二张为限，汇水　为百分之二。要不是邮政汇兑局规矩太多，孔南生真想再多“开发”几张。这二天里，他已经仔细想过了，此去上海，一则访查杀父仇人，二则借机寻找在上海安身立命的机遇，比如说，找个什么生意做做，碰起巧来，说不定就此发了大财亦未可知，可谓一举两得，所以身上多带点钱财，就是为了到时候可以随时支用。

这次在家清点老爹留下来的财产，除了烟馆和当铺，大洋和银两统统加起来，大概在三千多元——老爹平时烟瘾大，而且对烟土又极挑剔，常抽陈年的“人头土”　，至少也是南土里的“义记”　，还要在烟膏中掺入参水、沉香粉、珍珠粉，丝毫不肯含糊——可以说，抽大烟，已经成了老爹余生中的全部内容和乐趣。所以，这些年来，真正积蓄下来的钱财并不是很多。孔南生对自己很了解，倘若固守在潘家灶或东台，并不会有多大的出息。当铺的生意一直不怎么样，烟馆的生意虽然还好，但三天二头传来禁烟的风声，如果当真禁了烟，那就难保今后不会坐吃山空了。

走走歇歇，十五、六里的路程，几乎花了整整半天时间。

到达安丰镇时，天色已经擦黑。孔南生径直走到镇子的中心，看到一家名唤“仁泰”的客栈，只见高高的门首上悬挂着二盏雪亮的马灯，看上去显得干净、敞亮。孔南生踏进门去，跟帐台后一名四十来岁的老板娘问明房价，开了一间楼上的厢房，再加一份客饭，一共大洋七角。价钱真不便宜，可孔南生腰酸腿软，不想再找第二家了，当下解下腰间沉甸甸的银包，往帐柜上一放，伸手进去摸出一个中元　和一个二角小洋。肥硕的老板娘笑眯眯地瞄了一眼鼓鼓囊囊的银包，眼皮飞快地跳动了一下。孔南生毫不在意地拎着银包，吩咐老板娘待会儿把客饭送进房来吃，跟着茶房上了楼。

事后回想起来，这简直是犯了一个愚蠢之极的错误。出门在外，财不露白，这是一个最起码的常识和原则，但浪荡公子孔南生毕竟是第一次孤身闯荡江湖，脑子里这根弦根本就没绷紧，或者也可以这样说，这颗稀里糊涂的脑袋瓜里，压根儿就没这根弦。

“要酒不？”茶房是个看不出年纪的长脸汉子，站在门口问道。

“不喝酒，吃客饭就成。”孔南生想，从现在开始，包袱跟人不能分开，更不能喝酒误事。

“要姑娘不？”茶房贼眉鼠眼地嘻笑着继续问道。

“不要！”孔南生回绝道，心想老爹尸骨未寒，今天就是嫦娥姐姐驾到也得打回票。“有热水打一盆来，烫烫脚好睡觉。”

茶房见拉不成生意，有点不悦，长脸拉得更长了一些。孔南生忙掏出五枚铜子，当作小帐塞过去，免得他下巴掉下来砸了脚板。那厮接过钱来，顿时眉花眼笑，嘴里说声“稍侯”，一溜烟地去了。

没多大功夫，茶房用托盘送来了一碟红烧小黄鱼和一盘韭菜，外加一小碗汤和一大碗米饭，道声“慢用”，象老鼠那样悄没出声地溜了出去。

孔南生走了半天的路，肚子已经很饿，抄起筷子便吃了起来。小黄鱼煎得不够透，咬上去软塌塌的，而且腥气过重。韭菜倒是又嫩又香，令人胃口大开。汤就比较差劲了，鬼头鬼脑地漂着几片青菜叶和蘑菇片，喝进嘴里不冷不热，如同刷锅水一般，而且回味的时候有股淡淡的苦味。孔南生想，这蘑菇大概不大新鲜了。

吃完饭，讨来热水烫了烫脚，只觉得一阵阵困乏袭来，眼皮涩得象灌了铅一样。孔南生想，难怪，好几天没好好地吃饭睡觉了，今天吃了顿饱饭，再美美地睡到天亮，明天去雇辆马车，争取当天赶到海安。烫好脚，茶房进来收掉碗盏、脚盆，道声“安歇”，退了出去。孔南生闩好房门，把银包和包袱堆在枕头旁，展开薄被，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