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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字。我明白了，苏联发生了政变，戈尔巴乔夫已经下台。

由于当时《告苏联人民书》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通告是反复播放的，等我回过味来，第一件事情就是高声喊父亲：“爸你快来！戈尔巴乔夫下台了！”正在客厅的父亲赶过来，站在收音机旁，全神贯注地听完了全部新闻。父亲的脸上充满了错愕与疑虑，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好，不愧为苏联共产党，不愧为共产党！”

平心而论，我们这个家庭，一贯对苏联的一举一动都给予高度的关心。因为我们这个家庭的成员从来都认为：苏联是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一切都对我们具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这种对苏联的热爱是五十年代中苏友谊和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向往所收获的果实，是一种牢不可破的信念。在六七十年代，无论我们这个家庭的成员身处何种逆境，也从来没有相信过那些冒牌社会主义者们对社会主义苏联的污蔑与诽谤，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的信仰。

我不掩饰，我们当时对戈尔巴乔夫很有好感，非常赞赏他那充沛的精力，英俊的面容，迷人的微笑，经常深入群众与人民对话的平民作风；也非常高兴地看到通过戈尔巴乔夫的努力，实现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我们对这个人寄予了高度的信任和期待，期待他能够通过改革，改掉日益僵化的官僚体制，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重新焕发出活力，引导苏联人民走向美好灿烂的明天。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他的“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观，他的“多一些社会主义”渐进过渡的理论，他的“民主与公开性”的原则，以及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让我们耳目一新，给我们以无比强大的吸引力。我相信，很多中国人当初也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戈尔巴乔夫的很多话，都印在一九八九年版的高中《政治常识》教材上。很遗憾，这本教材发下来还来不及使用就作废了，因为发生了一九八九年事件和东欧演变。

但是随着一九九○年以后苏联事态的演化，我们对戈尔巴乔夫逐渐产生了疑虑。因为经过五年的改革，苏联形势不但没有出现好转的迹象，反而开始加速滑向危机。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武装冲突、第比利斯的流血事件、波罗地海的独立风潮、旷日持久的矿工罢工，各个加盟国家的主权宣言，战后国民经济的第一次下滑，废除大面额卢布所引起的社会动荡，以及戈尔巴乔夫忽左忽右、优柔寡断的处事方式，特别是对叶利钦等反共反苏分子的节节退让，使我们对苏联改革的前途充满了担忧。当然，这种担忧不是一夜之间就形成的，而是缓慢地、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因此到“八·一九”事件发生之时，我们都怀着一种很复杂的心态看待这件事，既对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命运给予关注与同情，又对紧急状态委员会能够结束混乱、恢复秩序寄予某种期待。

戈尔巴乔夫改革思想的很多合理成分，至今仍然被我所接受。任何熟悉本人观点的人都不难发现：我的观点与戈尔巴乔夫有很多接近之处。这一点我从不否认，尽管戈尔巴乔夫已经被作为历史罪人遭到很多人无情的批判与嘲弄。在中国，很多以前以污蔑、诽谤苏联为能事、甚至公然引刀相向的冒牌社会主义者转眼间摇身一变，一个个居然变成为苏联解体痛不欲声、呼天抢地的“苏联卫士”，恨不得把戈尔巴乔夫描绘成一个钻到苏共内部的叛徒、特务、内奸、工贼。是的，这些人就是这样，非常善于痛骂已经倒台的人物，非常善于向落到井里的人丢石头，也非常善于向一堵本已倒塌的墙再踹上一脚。

遗憾的是，“八·一九”事件不但没有挽救苏联，反而加速了苏联的解体进程。“八·一九”以后，越来越走向没落的苏联国运，我越来越忧虑，全然冲走了高考上榜给我带来的喜悦。从此，苏联的解体成为我心中最大的遗憾和永远的痛楚。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一、梦想破灭

一九九一年九月十日，我父母送我到武汉市Z大学报到。临上火车之前，女友哭得如同泪人一般，千叮万嘱要我一定等着她，我也含泪答应了。等到火车开动，女友向我招手告别时，她的眼泪又刷刷地流了下来。见此情景，我的鼻子也一阵酸楚。

当时山西太谷到武汉没有直达火车，必须在太原转乘太原开往郑州的二八八次列车，再到郑州转乘京广线南下的列车。我父亲从办事处开出了铁路免票，从太原到郑州要到了卧铺，但到了郑州就没有这个关系了，只好挤乘北京开往南宁的五次特快。我在郑州火车站等车时，买了一份当天的《参考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