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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心，说：即使你不嫌弃，你的父母也会有看法。小伙子说，他的父母都是通情达理的人，一向主张婚姻自主，不会有什么看法；即使万一有，他也一定能够顶住。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最伟大，那就属无私的母爱。我母亲与那个小伙子彼此爱慕，如果跟他走，我母亲肯定会得到更多的疼爱和关心；这个小伙子与我母亲年纪相仿，跟他走意味着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尤其是这个小伙子家境不错、父母又通情达理，跟他走意味着我母亲有机会脱离贫困的煎熬和祖母的虐待。然而我的母亲思虑再三，看到尚在襁褓中的孩子，总是想让她有一个正常的家，有自己的亲生父亲。所以，我的母亲，这位伟大无私的母亲，选择了为了孩子而宁愿自己受苦的道路，毅然决然地拒绝了那个小伙子的求婚。

那个小伙子在遭到母亲的拒绝后，仍然不死心，依旧天天来帮母亲干活，软磨硬泡，期待我的母亲回心转意，但遭到了她一次次的拒绝。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特别是在人来人往的工地上。很快单位领导发现了苗头，为了防止出事，赶紧把那个学习班搬到别处去了。小伙子临走的那一天来向母亲告别，母亲没敢让他进屋，两人就站在门口，他抱了抱我的姐姐，在把姐姐交给母亲的时候，轻轻碰了一下母亲的手，跟母亲道了一声珍重就走了。这就是他们之间最亲密的一次接触。母亲抱着姐姐，一直目送他们的汽车到看不见，眼泪夺眶而出。后来还不到一个月，那个小伙子就自己调离了铁Z局，我的母亲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四章　疯狂国度（1966～1971）　十六、彻底的无产者

因为我的母亲是农村户口，按照当时的规矩，奴隶的子女自然也是奴隶，所以我的姐姐也是农村户口。当时，我父亲由于是在“艰苦地区”，地区补贴拿得比较多，一个月工资加补贴大约是不到六十块，按当时标准来说已经不算低了。但父亲所在的铁Z局是流动单位，而且父亲经常被抽调搞工农兵文艺汇演，需要外出吃饭，无形中多了很多开销；祖母因是地主婆，文革初期被红卫兵强行扭送回农村，父亲帮她安家欠了三百元外债，每月都需要还债；祖母回到郑州以后，花钱依旧大手大脚，经常请人帮着写信要钱，还时不时地发来电报，谎称自己“病危”，实际也是要钱。我父亲孝顺，一接到电报就六神无主、长吁短叹，赶紧跑回郑州去，这么折腾着，也花掉不少钱。此时，家里又添了母亲和姐姐这两张吃“高价粮”的嘴，日子越来越困难了。

为了求生，我的母亲只好背着我姐姐，到工地附近的农田里挖别人不要的、半腐烂的红薯，或者捡别人收割时洒下的麦粒、玉米，三口人才得以勉强维持生活。运气不好时，曾被生产队抓住游街示众，但我的母亲为了这个女儿，自己豁出去了，爱游街就游街，爱斗争就斗争；不过，有时运气好，也遇到过好心人，偷偷塞给她一把麦子。

离父母所在的工地十来里地有一座山，山上农民种了一片红薯地。红薯收割完毕以后，我母亲就拿了一把铁锹，背着我姐姐上山挖红薯，每天挖不到几个。由于山高路远，我母亲每天爬山走路，腿都肿起来了。那天我母亲背着姐姐一瘸一拐地刨红薯时，正好有几个农民在犁地。我姐姐当时在母亲背上睡着了，母亲低下头刨一下，姐姐的头就顿一下。那几个农民见状，也觉得可怜，说道：“娃儿呀，俺们可真没想到你们当工人的还这么困难，你那么刨，刨一天也刨不到几个红薯，这样，你跟在我们后面，翻出来的红薯你就捡着。”母亲一听，就跟在人家后面，一天居然捡了几十斤烂红薯，背了十来里地回家，还挺高兴。

当时，我祖母住在郑州黄河路一个大杂院内，大杂院有一片空地。一九六九年，有一家人来到那片空地上，用高粱杆搭了一个窝棚住下了。那家夫妻俩都是老实人，有四五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叫小凤。小凤家本来是郑州市民，但夫妻俩都没有正式工作，靠打零工过活，日子本来就挺难。就这么一家人，也没招谁惹谁，文革初期竟被红卫兵当作“社会寄生虫”强行遣送到中牟县农村。他们家在中牟县举目无亲，根本混不下去，等风声一松就又回到郑州。回来后发现，原来的破房子却已经被人给占了，因为怕惊动红卫兵也不敢强行要回来，就流落到祖母住的那个大杂院里搭了个高粱杆窝棚。全家六七口人都睡在高粱杆上，寒来暑去一晃就是十多年，艰辛度日。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全家就在街上摆摊卖烤红薯。到了一九九○年我父母送祖母回郑州时，发现他们家居然已经盖起了一栋二层小楼。小凤家的人热情地邀请我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