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骡子时出了事。骡子这种牲口有劲，但脾气很怪，不听话。那几个人见骡子总是扬着头不肯刷牙，就硬拽着缰绳，掰开骡子的嘴，那个拿刷子的社员就把手伸进去刷。那匹骡子受了强迫，突然把嘴一合，当场把那个刷牙的农民胳膊咬住，疼得他“哎呀娘啊”地大叫。等骡子张开嘴把他放出来，大家一看，骨头被咬折了。

那时的很多地方的农民每天要连轴转地劳动，深更半夜了还要往地里拉肥料。可是牲口已经休息了，拉肥料的汽马车就要由人来拉动。男劳力都被抽调去“大修水利”或“大炼钢铁”了，拉肥料的活就由女人来干。一般都是找一个身强力壮、有点二百五味道的女劳力驾辕，一、二十个妇女拉一辆车。当时很多妇女都还是小脚，跑不快；连我母亲这样的七八岁的小孩子也不能休息，跟在那些大脚壮年妇女后面累得气喘吁吁。老弱妇孺挤作一团，一边干活一边喊着口号，现场人声鼎沸。

我曾经见过一些人写的回忆录，虽然里面承认大跃进“劳民伤财”，但总是强调人民的“热情很高”。但是，真相并不是这样，我的父母，我身边的很多亲人朋友都是“大跃进”的亲历者，他们从来没有觉得老百姓对“大跃进”真的有什么热情。其实大家想一想就明白，老百姓怎么可能对这种完全的奴隶性质的劳动产生“热情”？也许“大跃进”的最初日子里，人们被那些美好的许诺给骗了，有点热情，但很快牛马不如的处境就让他们醒悟了，恐惧了。那时老百姓最大的愿望，不是移山填海，而是逃亡。那些鼓吹大跃进时人们“热情很高”的，要么是高高在上的官僚，被下面劳动场地的虚假热情骗了，站着说话不腰疼；要么就是昧着良心、毫无廉耻地指鹿为马、胡说八道。

后来母亲所住的村庄也搞“聚家并屯”。开始分类那天，全村人排成一个长队，村干部站在前面筛选，哪些人该进男劳力营、哪些人该进女劳力营、那些人进老弱营，都由他们说了算。当时我的母亲只有七岁，本来应该进儿童营的，但因为个子比较高，加上出身不好被有意歧视，结果被送进少年劳力营，和十三、四岁的孩子干同样的活。村干部强行拆散家庭进行筛选时，农民全家人紧紧抱在一起，哭声震天，被民兵和村干部用大棒强行拆开。“聚家并屯”进行分类甄选时的景象，至今为止没有任何影视作品来描绘，在此我推荐大家看《欣德勒的名单》和《逃离索比堡》这两部电影，虽然里面反映的是纳粹集中营里的事情，但和大跃进期间的“聚家并屯”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的母亲被编入“少年营”后，每天从事的都是十几岁孩子们才能从事的劳动，如搬砖、挑土等，每天要劳动十六、七个小时。白天从事繁重的劳动，晚上还经常被押送着看“进步戏”。那时外婆、外公都已被拆开弄到七八十里以外的工地干活，三个月才能回来一次；母亲就和一些十四、五岁的孩子们住在一起。其中有一个原来跟我们家邻居的女孩，叫春字，当时大约十五岁，对我母亲很好，看戏时总是领着这个七岁的小女孩。由于太疲惫，我母亲走路时都几乎要睡着了，所以“进步戏”的内容基本上没记住，朦胧中只对一句话有印象：“小妹妹，送哥哥，大炼钢铁……”

甚至就连这些少年儿童，也不能逃脱“拔白旗”的厄运。我母亲成分不好，每天谨小慎微的生怕惹来横祸，干活时都是在拼命，因此倒一次也没有被人家“拔白旗”。同村的文妞兄弟（「注」“妞”是滑县方言中对男孩的腻称，对女孩的腻称则是“妮儿”），当时一个八岁，一个六岁。文妞兄弟的爹是村子里有名的窝囊废，又刚死了娘，好欺负，因此每次干活休息时都被当作“白旗”拔出来。一群小孩恶狠狠地一拥而上，对这两个没娘的小兄弟拳打脚踢。两个小孩被打倒在地上，脸上糊满了鼻涕和泥土，一边挨打，一边抱着脑袋哭喊：“我的娘啊……”虽然我母亲当时只有七岁，但在外婆的教育下已经懂得不对弱者落井下石的道理，每次碰到休息了要打两兄弟时，母亲就撒谎说自己要去解手，避开这种场面。当时人人自危，每次看到文妞兄弟挨揍我母亲就直想哭，却又不敢。这两兄弟至今还健在，哪位读者要是不信那个时代对孩子也如此残酷，我可以安排实地采访。

看完“进步戏”也不能睡觉，深夜还要推磨，有时推着推着就睡着了。当时，村干部还指定了一个女人，专门监督孩子们劳动。不过这个女人心眼还不错，小孩们推磨推到半夜，早就饿得心里发慌，那女人一到这个时候，就说“去茅厕”避开一会儿。她刚一走，饥肠辘辘的孩子们就捧起那些还未完全磨碎的棉籽、麦粒和玉米粒，狼吞虎咽地往嘴里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