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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队员家里表示感谢，此时他已经是滑县法院审判庭的庭长了。那个治保主任郑八后来对此一直怀恨在心，以后凡是运动都把我们家人往死里整。郑八的父亲是个本分人，他儿子在外面作恶，老头看不惯却也管不住，只好经常来我们家串门骂郑八。老头子有点结巴嘴，说到激动之时，急得用手拍着膝盖，骂道：“妈的个……×，我，我……咋，咋生出这么个畜，畜生儿子！”

我的母亲有兄妹四个，我母亲是家里的老幺，比大姨小十八岁，比舅舅小十三岁。大姨是长女，出生于一九三五年，一九五三年经人介绍认识了在郑州国棉六厂当工人的大姨父，后在一个集体企业当了工人。大姨在大饥荒时期因为自己省下来往家送粮食，落下了浑身病根，在长期治疗中又引起不少并发症，有肾炎、糖尿病、肝硬化、肺结核、高血压、心脏病、血管瘤、胃病等等，不过居然能挺到现在，也算是奇迹。

大姨之下还有一个弟弟，十二岁时不幸夭折。我的舅舅出生于一九三八年，初中时成绩优异，因为外公判刑、家里太穷辍学。舅舅是学校里有名的尖子生，辍学时老师跑到家里力劝外婆，不要舅舅辍学；后来连校长都惊动了，亲自到家里为舅舅说情。但当时家里实在穷得揭不开锅了，又恰好有个招工到河南信阳的机会，外婆狠狠心还是让舅舅辍学当了工人。六十年代末期，我舅舅调到河南新乡某印染厂当车工。一九七九年的一天，舅舅正在干活时，一粒飞溅起的铁屑深深插入了舅舅的左眼，导致舅舅左眼失明、右眼接近失明，只得退休回老家务农。由于铁屑紧挨着脑部神经，因此摘除左眼时医生不敢把铁屑拔出，因而至今那个铁屑还留在舅舅颅内。

我的父亲有兄妹五个，我父亲排行第四。我大伯出生于一九二七年，长大后考上了河南大学，后参加了国民党河南省主席、第十九军团张轸的军队，上尉军衔。一九四九年五月，张轸部队在汉口的金口阵前起义改编成为解放军，大伯就留在了武汉。大伯有文学方面的才能，解放后成了部队作家。一九五四年武汉军民取得了抗洪斗争胜利，他写了一篇单弦《江边游》，成为当时脍炙人口的作品；此外还写了一部话剧《北定中原》，被各军区文工团竞相搬上舞台，名噪一时。他曾两次作为“部队青年作家代表”在国庆时登上过天安门的观礼台，其中一次是一九五九年十周年国庆。大伯还曾作为随军记者参加西藏平叛，写了大量的通讯、随笔，还拍了一些照片。在西藏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平叛后从农奴主庄园挖出被活埋的农奴的情景，那是父女俩，刚被活埋几天（「注」西藏和平解放时，中央承诺不干涉西藏内部制度，所以农奴主依然有权处死农奴），死时表情十分痛苦。大伯还亲眼目睹喇嘛寺里人皮做的鼓、祭祀用的活人心脏。“文化大革命”期间大伯挨了整，被开除军籍、党籍，押送农村改造。一九八○年，大伯获得平反，重新恢复了军籍和党籍。大伯婚姻不幸，其妻子是解放前确山县长的千金，两人一直感情不和。文革中大伯挨整时她与大伯“划清界限”，大伯平反后与之离异。二○○一年夏天，大伯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

我的大姑解放前在高等师范学校读书，在其男友、中共地下党员张××影响下参加了学生运动。解放后大姑当了中学教师。大姑父张××解放后先参加抗美援朝，回国后到《解放军报》社担任编辑工作。当时《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一起被称为“两报一刊”，政治地位非常显赫。大姑父是个好人，但就是热衷于政治，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紧跟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注」李讷当时化名肖力，在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军报》社）造反夺权，成为《解放军报》社的实权派。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大姑父也遭到清查并降级使用，调到一家部队农场任领导职务。大姑在“镇压反革命”时期遭诬陷入狱，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于一九六七年病逝，去世时还不到四十岁。

我的二姑解放前夕正在读高中，国民党溃败时随学校南迁，半路上被解放军围住缴械。当时解放军里缺文化人，动员青年学生参军，于是十六岁的二姑就参了军。二姑刚参军就参加了淮海战役，在前线认识了担任解放军汽车连连长的二姑父，后二人随部队南下至福州，安家落户。我的二姑父原是运输资本家的儿子，后来参加解放军，解放后一直在福建省交通系统工作；二姑则在转业后任一所中学的校长。文革期间，二人均遭到残酷迫害，其中二姑在批斗会上被红卫派打成颅内出血，淤血堵塞了脑部血管造成左脑萎缩，走路时摇摇摆摆的，至今未能恢复。文革结束后二人获得平反昭雪，现均已离休。二姑被政治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