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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极端与另一个极端（1）

一个极端与另一个极端——对郎咸平、张维迎等先生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争论的评析

只要按经济意义上的企业设置和经营，没有各种负担，不存在那些不合理干预，国有企业会很有效率。同理，如果被加诸这么多的附加因素，单纯地强调产权“明晰”、治理结构合理，私有企业也是搞不好的。

当前，在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争论中，虽然有主流、非主流，海归、土鳖等流派之分，但可归为两大阵营：以郎咸平（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为首的非产权改革派，以张维迎（北京大学教授）、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为首的产权改革派。郎咸平等先生认为：国有企业的产权是明晰的，是可以搞得很有效率的，甚至比私营企业更高效。他们认为，产权制度改革成为一些人侵吞国有资产，在国有资产流失“盛宴”中狂欢的运动。张维迎等先生则认为：国有企业的产权是不明晰的，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国有企业产权是否明晰？

张维迎等先生认为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该阵营中的一些人甚至用经济学中的“公地悲剧”加以论证，认为国有企业产权问题必将导致低效率或无效率。他们所谓的“公地悲剧”，说的是，在“公地”条件下，牧人可随意放牧而不会增加自己的成本，于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大家都增加放牧数量，结果牧草因过度使用而被破坏，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我认为，他们所谓的“公地悲剧”不足为据。通常意义上的“公地悲剧”中的“公地”指的是“无主地”。而他们所说的“公地”是有主的，即一个团体所有。就国有企业而言，归全民所有，从法律上拿得出产权证，是有主的。国有企业产权，就如同香港的土地（非私有）和美国的公有土地（约占1/3）一样，都可以有明确的产权说法。所以，我认为，在这一点上，郎咸平等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张维迎等先生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还得讨论一种不正确的观点，即一些学者认为，国有企业产权之所以不明晰，是因为其产权无法量化到个人。试想，现代企业的主流——股份有限公司，有哪个可将产权或资产量化到个人？可是，这些学者认为股份公司的产权是明晰的，这岂非自相矛盾？

国有企业、私有企业：谁的效率更高？

郎咸平先生认为，只要有良好的职业经理人队伍，国有企业的效率就会比私有企业高；张维迎认为，国有企业是搞不好的，只有私有企业或股份制企业才能提高效率。

我认为，两方的观点都不正确。因为企业效率与企业所有制形态无关。

在海外，很多国家拥有数量不菲的国有企业，而且效率都很高。如新加坡，国家控制的股权占23％，瑞士占14％。英国国有企业产值占11％，法国的占13％，意大利的占。再举一个具体的例证：法国的雷诺汽车公司，是一个典型的国有企业，效率很高，它甚至将日本著名的私有公司——日产，给收购了。

但是在中国，国有企业为什么搞不好？我认为，原因有三：（1）外部因素，即缺乏其他形态企业的竞争，缺乏外在的激励和监督机制。如中国的邮政、铁路，都是国有企业一统天下，没有其他类型的企业与之竞争，于是缺乏动力，服务态度差，营运成本高。又如，众多上市公司（国有企业），尽管有一些被揭露出经营存在重大问题，但难以退出市场，有关部门人为地设置一些退出壁垒，如所谓的ST制度，让其苟延残喘，不需进取。（2）内部因素，即企业的治理结构存在问题。中国的国有企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是半机关化的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老板一般都挂着行政级别，如科级、处级、司局级、部级等等不一而足。企业老板可以调到政府做官，也可调到其他部门。这样的企业，无法设置良好的监督与激励机制，也就很难搞好了。（3）企业办社会问题（这个问题，似乎很难单纯地归为内部或外部因素），这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国有企业基本上是“大而全”，“小而全”。我曾考察过一些国有企业，它们什么机构都有，如学校、医院、公安、消防等等，一个企业简直就是一座城市，社会负担太多。这些负担如果加诸私有企业身上，能搞好吗？不可能。

可以肯定地说，只要按经济意义上的企业设置和经营，没有各种负担，不存在行政的不正当干预，国有企业会很有效率。同理，如果私有企业被加诸这么多的“附加因素”，单纯的产权“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