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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2）

看来，这类商品购买量的决定因素：一是消费动机，二是收入水平，即预算线。

如果用图表表示，对于耐用品而言，其需求曲线不再是一条向右下倾斜的曲线，而是一个点，一个在一段时间内几乎固定的点。而不像股票那样，是动态的点，在开市过程中，无时无刻都在变动，且数量可能有无数个。但是，很遗憾，我翻阅了很多经济学教科书或专著，都没有发现对这些耐用品的需求曲线的分析。

前面解释了耐用品的价格决定的本质，但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耐用品是否与需求定律冲突？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消费者还是按照价量反向的思维方式决策，只不过耐用品的特点决定了其需求曲线的表现形式不同于一般产品，即耐用品的需求曲线是“点”而不是“线”。这点很显然，就不作详细讨论了。

2003年1月16日

张五常与韦森：谁错了？（1）

韦森对张五常所做的“学理上”的质问是站不住脚的。而就“解释”经济增长而言，“交易费用”是没有解释力的，从这个角度看，张五常的观点也不够完善。

张五常先生在《经济解释》第二卷第三章第七节说：“一个社会的富裕与贫穷的关键，是交易费用在国民收入中的百分比。这百分比减低少许，就大富；增加少许，就大贫”。这个观点很快遭到质疑。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韦森在《如何看待交易费用的社会功用》，（见2002年5月13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在该文文末，还有汪丁丁先生的附议）一文对张五常先生的这个观点进行了批评：“如果按汪丁丁的思路，把交易费用理解为‘制度选择的机会成本’，五常先生的这一判断在学理上乍看来似能自圆其说。但既然是如此，这就与交易费用在国民收入中比例说没任何联系。因为，这个层面上所说的交易费用，与现实根本‘不搭界’，是用统计数字计算不出来的，也就没有‘占国民收入百分比’之说。”他还举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等做的实证材料为佐证：“另外，按照华勒斯和诺思（John　Wallis　and　Douglass　North；　1986）在他们那篇《美国经济中交易行业的度量》著名文章中的历史统计资料的估算，从1870年到1970年间，交易费用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5％增加到45％。如果五常先生的这一断言是对的，那么，一百多年来，美国不就应该‘大贫’为埃塞俄比亚了！还能‘大富’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霸主？”

韦森先生似乎觉得意犹未尽，又撰写了题为《预期的与实际的交易费用》（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2年12月3日）的文章，进一步做出分析，同时引用林毅夫先生对该文的“点评”作为佐证：“文中对张五常先生的批评很中肯。”

我认为，韦森先生引用的华勒斯和诺思所做的“估算”数字的证据是否有说服力，值得怀疑。因为，交易费用几乎是无法度量的，只能从逻辑上估计。张五常先生2002年4月23日在北京所做的《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成本分析》演讲中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度量的准确性，不是数字多少，而是你这种排列是不是直接受到人们的认同。越多的人认同，这就可能算是一个很准确的度量。解释世事的时候，在很多情况之下，交易费用很难度量，或者很难度量到。只要推出两个可以见到的情况，然后解释某一个情况一定比另外一个情况要高，哪一类交易费用在哪一方面会怎样改变，你能够排列出来，那你就有办法了，排不出来就没办法。通常来说，只要能排列出来，就可以解释很多世事。两点怎么排列，然后再加两点，每两点都可以是一个假说。虽然这么说，通常去处理一种交易费用的问题，是需要花上很多年的工夫。”

《交易成本经济学及其超越》（约翰·克劳奈维根，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一书认为，很多经济学家均认为交易成本无法测量。

而韦森先生自己也认为交易费用“是用统计数字计算不出来的”，那么，他为什么还引用诺思等人的数据作为证据？这岂非自相矛盾？

至于韦森先生对张五常所做的“学理上”的质问，我的看法是：费用（或成本）分析范式，是从问题的另一方面做分析的，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之一：很多问题正面看难以解决的时候，就从反面看。这实际上就是通常所说的“逆向思维”，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第12　版）》第二十一章引述了克拉克的一句话，即“如果一班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