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第3/4 页)

那年我坐在鬼楼最上层的老虎窗阁楼里，默默抹去十八岁的男人泪；忽然想起她对我说过时间是治愈一切伤口的药。

去年二十九岁的我带着未婚妻回到上海，可直到今天我才第一次回到这里——就像罗亭城堡一样，鬼楼是我的第二个青春祭坛。时光宛若河流，缓缓流过万物不留一丝痕迹。它倦怠流来，轻拂去少年心头那些鲜红热血，拔去了墙头重归枯黄的藤蔓，挥去一些紫色的轻风细雨，又迎来许多金色的晨钟暮鼓。然后时光又倦怠流去，在世界的光怪陆离中让少年忘尽了最初的忧伤，直到这闹鬼的破败学楼终于被验明了正身，翻修一新，成了当年“中华艺术大学”的旧址。

你要问为什么这个当年没人愿去的鬼楼会成了我的青春祭坛？写到这里我不得不略显啰唆地介绍一下当时多伦路上的两大帮派：野猫帮和金鱼帮，以及我、智障和哑巴在其统治下的悲惨生活。 应该是在黄顶棚造好的那年，两大帮派相继隆重登场，多伦路至此进入七七年前后生的一干少年的战国时代。鸡飞狗跳拉开序幕，玻璃碎裂不计其数。起因先是赵大饼领着大路里的一干小子在附近的虹口公园里照着早年宝文堂版（盗版）的金庸书里的情节，“撮土为香”成立了野猫帮。接着李金鱼就领着另外一帮永合里的小子，照着三国演义里的情节在海伦公园“桃园结义”成立了金鱼帮（可惜没有桃花，只有迎春花）。永合里是多伦路上惟一有抽水马桶的弄堂，其住户生活水准明显高于大路里，永合里的孩子穿的也明显要比大路里的孩子光鲜，这就使得野猫帮和金鱼帮之间的斗争蒙上了一层阶级仇恨的色彩。

哑巴不聋，但天生不会说话。智障有唐氏综合症，脑子经常卡住。两大帮派都不许他们加入。而我并非不想加入两大帮派的任何一方，甚至与他们一起欺负哑巴和智障也未尝不可，但终因口吃到匪夷所思之程度而两度落选。

我、哑巴和智障属于生理上有缺陷的落单分子，加上我们所住的那条弄堂没有名字，气氛中庸，所以既不能像大路里的孩子那样玩出剽悍贫民状，也不能像永和里的孩子那样装出阴森矜持状。我们三个不左不右地苟活于世间，不死不活地坐在街边晒太阳，不上不下地游荡在多伦路的黄｜色顶棚下，如此这般度过我们平淡的童年时光和寂寞的少年时光。两大帮派成立后火并过几次，李金鱼的猛虎爪和赵大饼的铁砂掌各有粉丝者众，据说难分上下。所以两大帮派的任何一方只要看到我们三个混在一起，他们一直难以实现的征服欲就会被无限制地激发出来。那段时间我们如落水狗般惶惶不可终日，对“痛打落水狗”更是有了无比透彻的了解。经常被两大帮派夹在中间蹂躏，其状惨不忍睹，连藏在鞋垫下的钱都经常被搜出。

“把钱交出来！”对方面无表情地命令，口气之冷酷威严俨然不容置疑。

“没……没有！”

“那我搜了，搜出来一分钱就是一个耳光。”对方噼噼啪啪掰响指关节的同时还不忘谆谆善诱。

我想那一块钱就是一百个耳光，看来没有必要为了五块钱变成猪头吧？于是乖乖交出钱，同时屁股上还被踹上一脚。

虽然有点反讽意味，但现在多伦路上那些竖着名人铜像的地方原来确实砌有不少用来剁猪肉和卖水产品的水泥台子，由于其长宽高和乒乓台差不多，这里就成了多伦路两大少年帮派的兵家必争之地，为了能在上面畅快挥拍扣杀两毛五分钱的金鸡牌乒乓球，野猫帮不知和金鱼帮干了多少场硬仗。为了能在邻家女孩放学路过水泥猪肉台的那一刻潇洒侧身挥拍扣球，他们不知在家里对着镜子苦练了多少个日夜。

“这里是我们金鱼帮的地盘！”对方指指身后卖猪肉的水泥台，我羡慕望去，看到金鱼帮的人正在上面打乒乓球，恰巧一个乒乓球飞来，打在我的脑门上随即反弹入街边阴沟。

“册那！侬脑袋干吗挡在这！”原先低眉顺眼如病猫的王大头愤愤走来，重重给了我一个毛栗子（用指关节奋力敲击对方头部）。我疼得倒抽一口冷气，捂着脑袋想不明白为什么一入了帮派病猫就成老虎了呢？

但是这样一边倒的蹂躏太没挑战，到后来大家都觉得有点意兴阑珊。可能他们觉得老是打我们三个没名分的未免有失风范，于是硬送了个江湖名号给我们：戆大帮（上海话笨头笨脑之意）。这之后我们的日子跌入谷底，因为既然我们成“帮”了，那我们当然应该站在公对公的层面，更积极地参与到江湖血战里。这样追杀戆大帮都提上了两大帮派百无聊赖的议事日程。我和哑巴还知道玩命逃跑，可跑得最快的智障往往会在关键时刻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