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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有着一种神秘的交感）。过去几十年间她赖以支撑的勇气和信心一点点在消弥，没有了这些精神力量，二姨虚弱得不堪一击。她需要有人来帮她一把。我是她唯一能倚赖的人。小炼和小跃都还小，父亲呼之不应，沉浸在迟来的蜜月喜悦中。我必须尽快调回北京，如果我来得快，也许能把她从悬崖边拉住。我已经失去了母亲，我不能再失去老二姨！我一定要去救她！这次我清楚地意识到危险迫在眉睫，二姨时日无多，我心急如焚，日日夜夜我用心香向上苍祈祷。

那时我已开始在石家庄华北制药厂上班——父亲再娶之后，我不想再靠父亲养活自己。这家药厂的设备在当时还算先进，是苏联专家50年代设计的。1976年，这家厂的工人虽说有700名之多，工厂却是一个盈利单位。工人们穿着白大褂坐在操作台前，大玻璃窗和高高的天花板使车间显得明亮宽敞，这种工作环境是每个中国工人梦寐以求的。我是通过后门进的这家厂，否则以我的性别，厂方决不会收我。我一进得厂来，便抓紧时机和在北京工作的一名复员军人谈对调。

这名复员军人的妻子和孩子都是河北省的农民，他想把他们的户口弄到首都，想了各种办法还是徒劳无获。最终他放弃了努力，决定和我对调，这样我可以取得他的北京户口。当然我得先满足他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条件，这花了我整整两年的时间。

1978年6月我终于办齐了一切手续，作为一个合法的北京市居民回到了首都。我搬进了二姨的房子，可是她没能迎接我。我回得太晚了。二姨就在这年早些时候离开了人世。

她刚开始得的只是一般的感冒，两星期后发展成了肺炎，住进了医院。我赶回北京照顾她，医院的环境很混乱，没有关系的病人受到医生护士的冷遇，护士说她们活儿太多，危重病人得有亲属陪床，亲属本来是帮助照看病人的，但到后来，除了注射之外，什么活儿都由亲属包揽了。

一个月时间里，小炼和我轮流在医院陪二姨，一班12小时，一人值日，一人值夜。小跃还小，父亲不在北京，没有第3个人来替换我们了。小炼和我咬牙一天天挺着，夜班尤其难熬，我们得睡在二姨床边的水泥地上，一间10来米见方的病房里有3张病床，我们和其他两位病人及其家属挤在一起。白天，尽管我们疲惫不堪，满心焦虑，还得强打精神去和医生护士周旋。

这一段日子自是艰难，却最终把小炼和我绑在了一起。在二姨的病榻旁，我平生第一次发现我原来是可以喜欢他。信任他的。在这个广大的世界上，在十数亿芸芸众生中，有些事仅限于我们两个人才能分享，比如对二姨的爱和对母亲的思念。我们的关系非比一般，毕竟是同胞手足。

而且那段日子我们像两个背靠背苦斗的武士，拼命抵挡已经向我们亲爱的老二姨投下巨大阴影的死神。我们两人中只要有一人挺不住，这场战斗就输定了。兹事体大，性命悠关。这一共识冰释了我们过去20年的宿怨前嫌。

二姨的病情稍见好转，她就不让我继续呆在医院里陪她，因为1977年底全国又恢复了高考。“文革”结束了，每个有志读大学的人现在都可以报名参考，而这回竞争是公平的。按我的情况，我得回到户口所在地石家庄去参加高考。如果我呆在北京陪二姨，就会失去这个难得的机会。

“小瑞，你快走，快走吧！别担心我，我没那么快闭眼！我还没帮着你把你的孩子带大哩，我怎么能死呢？我要你去考试，回北京来上大学！你听见了没有？”

她深陷的大眼睛望着我，眼里蕴藏着无限的爱心和炽热的希望。我无法抵挡，更不愿在她眼神里添上焦急和失望。我于是启程，在高考前一天回到石家庄。

那天从北京到石家庄一路大雪纷飞，极目四望，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天空、原野、村庄、道路……真是不祥之兆，仿佛整个世界都穿了孝服。我心里突然难受得不行，我应该相信我的直觉，返回二姨身边。我的直觉不会欺骗我。果然在我走后，二姨的病情急转直下，不几天，她就去世了。

高考的结果出来了：我考得名列前茅。但我决定不上大学了。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心急火燎，连夜乘车赶到石家庄来向我晓以利害。

“你要知道如果你上了大学，毕业后就是国家干部，前途就有了保障！国家会给你安排一份工作，比你现在的工作好得多。过去我一直以为你很想上大学，而‘文革’剥夺了你上学的机会。我的老战友李在河北省负责招生工作，他说根据你的成绩，你可以进河北省的任何一所大学，就是北京的大学也没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