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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一个小说家写一篇小说的时候，首先碰到的难题便是如何选择叙事观点，叙事观点一旦选定，一锤定音，整篇小说便定了调。王祯和自己承认对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提创的单一观点曾经潜心研究过，他的多篇小说也以单一观点叙事为主。詹姆士是西方现代小说的一代宗师，他的小说以心理分析见长。王祯和的小说采用单一观点时，优点是能马上带领读者切入小说角色的内心，他又大量采用内心独白，有时甚至拔高到意识流动，因此小说角色内心的波澜起伏，种种隐秘思念，都一一披露出来，于是来春姨内心的挫折悲怆、万发的尴尬无奈、老祖母的焦急哀怜，我们都深切感到，因为王祯和借着他的小说角色，徐缓不急，娓娓道来，一腔心事，都诉诸读者。我们读王祯和的小说，都会明确地听到一个特殊的“声音”，这个“声音”是作者的，也是作者托借小说人物的，这个“声音”极具魅力，能够抓住我们读者，跟着他，崎崎岖岖，从头走到底。

花莲风土人物志——高全之的《王祯和的小说世界》（3）

但王祯和又不完全满足于单一观点的叙事方法，他不甘受拘，同一篇小说中，他又另外创造一个叙事者，时常跳出来，指指点点，讲评一番。中国传统小说如“三言”“二拍”，作者常常忍不住，要跑出来向“看倌”箴世规劝几句。英国19世纪的小说，作者也喜欢直接向“Dear　Reader”说长道短，但王祯和这个作者化身的叙事者，却转化成喜剧角色，有点像京剧开场，插科打诨的丑角，嬉笑怒骂，却暗含针砭。姚一苇先生是第一个发觉《嫁妆一牛车》是一篇杰作的评论家，他论这篇小说时，对王祯和这个喜欢嘲弄的叙事者论之甚详。但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王祯和要在他的小说中推出这样一个突梯滑稽的叙述者来搅局呢？王祯和自己说过：“好作品不能太感情用事，用喜剧形式来表达作者的意念应该是最理想的方式。”我们还是拿《嫁妆一牛车》做例来说明他这个理念，本质上这是一篇极其辛酸的故事，王祯和写这篇小说时，曾经“边看边掉泪”。但他却深知写小说不能随便流泪的，小说的第一大忌便是滥情感伤。但像万发典妻这样悲苦的故事，一个处理不小心，就很容易会滑入感伤的滥调中。因此，这个突梯滑稽叙事者的设计，便是王祯和的一种策略，以这个叙事者嘲弄戏谑的口吻腔调，来冲淡调和这个本质上充满悲苦的故事。又因为王祯和在这篇小说中，把两种叙事观点——由万发角度的单一观点及嘲弄者的观点——交互运用得十分灵活圆熟，使得万发与嘲弄者两人一唱一和，一搭一档，丝丝入扣，整篇语调一气呵成，表面上嘻嘻哈哈，骨子里满怀悲凉。王祯和成功地把万发塑造成了阿Q式可笑复可悲的荒谬喜剧人物。《嫁妆一牛车》当然还有其他成功因素，但王祯和在这篇小说中，观点运用得当，却是首要条件。但王祯和的观点运用的实验，并非每次都成功的。高全之指出了《素兰要出嫁》中，辛嫂发现女儿素兰被丈夫锁在小木屋里，那个嘲弄叙事者，突然“Oh，My　God！”也用了上来，而且接着一篇大鼓词式的打油诗，把素兰形容一顿。读者至此，有点不知所措起来，因为辛嫂不是像万发一样的滑稽人物，突然对她取笑一番，不免感到唐突。

王祯和曾为文学下界定：“把正确的字放在正确的地方”①，这个定义对了解王祯和的小说艺术有极大帮助，王祯和显然认定，文学乃是文字艺术，难怪他对于小说的语言文字投下最大的功夫及心血去琢磨研究，创造出他认为最合适的一种语言来写他的小说：“寻找真实的声音来呈现故事”，一直是他努力的目标。因此，小说的语调，是他经营得最用心的项目。常常他写一篇小说，为了找合适的语调，会找好几个月。他认为“语调不对，就像歌星唱歌没有套谱，荒腔走板，不堪入耳”②。他写《三春记》，开始时遭到困难，因为一写再写，总感觉语调不准确。后来他读了《醒世姻缘》，“豁然开朗”，才把《三春记》的语调调准。《醒世姻缘》这本明末小说，曾受到胡适的高度评价，这本大量采用山东方言的小说，胡适认为语言极为生动活泼，是一部上乘喜剧，其中“快节奏的俏皮语调”，给王祯和很大的启发。

王祯和的小说多写花莲的风土人物，既然他在小说中执意寻找“真实的声音”与“准确的语调”，当然台湾方言的运用，便是他创造小说语言的重要课题了。这也是王祯和小说常被议论到的项目。王祯和之前当然也有台湾作家将台湾方言用到小说中，王祯和之后，台湾小说中大量运用台语更为普遍。但王祯和在小说语言的经营上，始终能